第二，将更多的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从国际体系事实上的既得利益者、消极适应者真正转变为积极建设者、主动塑造者。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特别是两者的经济维度———的受益者;承认两者的合法性，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某种约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提升，中国已经主动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愿意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企盼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更多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应当看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仍处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制衡状态，绝大部分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其不平等、不合理之处甚多。迄今为止，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确实还不多，承担的国际责任确实还不大，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存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的意愿确实还不够坚决。这也正是中国实力上升与国家形象改善不甚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未来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扩展，我们应当强化主动塑造意识，投入更多外交资源，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和安全、全球与地区并重的基本思路，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性多边机构为抓手，以推进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治理改革、落实自由贸易协定(FTA)等为基本内容，稳健、有序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推进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建设，并积极融入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价值观念，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之所以如此，既与前文所讨论的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对外贸易与投资结构改进有关，也是世界经济版图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发生的深刻变化所致。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其暂时的经济衰退而忽视它们的发展潜力，但也不宜像以往那样，把过多的外交资源和注意力投放到这类国家身上，尤其要力戒“随美(国)起舞”的外交政策设计和外交行为取向，要懂得“实者虚之”、“险者夷之”这两句中国古老格言所蕴涵的智慧，并在战略和政策设计上加以体现，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外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对于具有相似历史命运和共同现实追求、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又有特殊重要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运用更多外交资源，巩固已有或者构建新的多样化、有效率的合作机制，其中特别要做好如下两点：一是积极推动金砖国家机制的特色化、成熟化，使其有别于现有的跨区域国际合作机制;二是利用自己特有的国际经济地位，积极推动“七十七国集团”的转型，使其作为金砖国家机制的后盾和依托。要通过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真诚协作，互相帮衬，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集体成长，最终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推进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对于周边诸国，中国应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继续奉行开放性地区主义，展现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耐心，运用最灵活的外交技巧，努力消除相关国家对中国发展和强大的疑虑和恐惧，力争形成厚基础、多支点、有活力、效益好的周边外交新格局。为此，除不断丰富双边合作的形式、机制和内容外，要充分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地区论坛等现有多边机制，在南亚地区适时创建新的多边机制。要有效管控各种危机，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特别是妥善处理敏感而复杂的领土争端。要进一步发挥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帮助它们进一步强化与相关国家特别是相邻国家的经济关系。要努力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力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安全影响力，将彼此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效转化为在政治上、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要通过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形式，深入发掘彼此文化的一致性，充分尊重彼此价值观念的差异，进一步增加彼此的区域认同感。
此外，对于后两类国家，中国还要逐步容忍和习惯来自它们的批评，有效化解它们在某些议题领域可能与发达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行为，由此进一步夯实中国外交的基础，增加中国在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方面的回旋空间。
第四，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紧迫性使得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未来中国经济外交所覆盖的领域将越来越多，内容将更加丰富，其形式上的创新将尤为必要。比如，随着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流行，新能源技术广受追捧，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在该领域是有比较优势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包装成为一种外交礼品，用于具体的双边外交实践。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合作。
第五，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中国外交有着多方面的特殊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新型外交官。新型外交官不仅要懂得高位政治，还(更)要懂得低位政治，特别是要善于进行经济外交。因此，外交官的经济知识和工作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虽然有经济专家深度介入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富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官员出任中国外交部重要职位或大使，但数量并不多。因此，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我们应当适当拓宽外交人才的来源，不断丰富其类型，不断增加其出口。要选拔更多具有世界眼光、掌握现代经济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经济实践经验的人员，将其充实到各级各类涉外部门中去;与此同时，还要让那些年富力强的高级外交官到国务院其他部委的涉外职能部门、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省级地方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要改变以往外交官主要在外交部和中联部之间以及在外交系统内部流动、高级外交官的选拔主要局限于外交系统内部的局面。在这方面，美、日等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第六，进一步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由于省级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对中国外交决策的需求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也由于除外交部之外的国务院其他各部委、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涉外职能进一步扩大，加之普通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这种变化，如何有效整合上述外交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使其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如何进一步提升外交部门与国内公众打交道的本领，增加外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强化外交的社会基础，将是未来中国外交决策体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应当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外交决策体制、行政体制，以提高外交的统筹能力和决策效率;适当提升外交部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以增强其权威和协调能力。
五 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事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面对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需求的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应当继续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调整：将更多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进一步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
鉴于相关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外交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较长过程。在此期间，我们的决策者和研究者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对于决策者来说，要有决心、信心、耐心和细心，特别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深知“天下之以躁急自败”的道理。对于研究者来讲，则要在明势、识实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外交亟待解决的重难点问题，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和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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