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pbell等[17]将自我概念清晰度(self-concept clarity, SCC;或自我清晰度，self-clarity)定义为：自我信念定义的清楚和确信程度，及其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自我概念清晰度，尤其是其中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成分，主要反映的是自我图式的一致性。Campbell研究了自我概念清晰度跟自尊、大五人格、自我倾注(self-focused attention)间的关系，发现低自我概念清晰度跟高神经质、低自尊、低尽责性、低宜人性、慢性自我分析、低内部状态察觉，以及沉思形式的自我注意是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自我概念清晰度跟自我复杂度也是呈正相关的，虽然它们也是两种不同的自我组织。在Campbell[18]更早一项关于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度的研究中，她发现低自尊个体表现出低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各种特征，且低自尊个体具有积极和消极特质相混合的特征，而积极特质则是高自尊个体的主要特征。该研究采用对自我描述的反应时、一致性和稳定性作为自我概念清晰度测量的指标。 Campbell[17]后来发展出了一种由12道题目构成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SCC Scale)来测量自我概念清晰度程度，该量表所得到的结果跟以前测量方法所得结果吻合得很好。后续的研究也都支持了高自我概念清晰度有利于心理适应这一假设。[19-21]还有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是健全人格中自信成分对心理健康预测效应的调节因素，它可以部分地解释自信水平对一般健康问卷(GHQ)中焦虑、抑郁、自我肯定的回归效应[22]。

(五)自我不和谐

自我不和谐(self-discrepancies)理论[23,24]所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关于自己特质的信念，以及关于不同标准(如自我标准，父母标准)的信念间的不和谐。Higgins对自我不和谐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现实—理想(actual-ideal)自我与现实—应该(actual-ought)自我。对自我不和谐的测量则主要采用自我问卷(Selves Questionaire)。根据自我不和谐理论，特定的自我不和谐跟特定的情绪失调是联系在一起的，如现实—理想不和谐是跟沮丧相关的情绪相联系的(如失望)，而现实—应该不和谐是跟高焦虑相关的情绪相联系的(如罪恶感)。现实—理想自我不和谐与情绪之间出现这种关系，可能是因为个体在达成理想或目标时遭到失败产生的;而现实—应该自我不和谐与情绪间关系则可能是个体在履行责任或义务时遭到失败而产生的。也有研究[25]表明特定类型自我不和谐跟特定类型情绪失调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但却发现自我不和谐跟低心理适应之间存在联系。

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考察自我不和谐，一个人过去、现在、未来自我间的不和谐同样会对个体的情绪及心理适应造成影响。如，可能自我的复杂性可以调节对未来目标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而现实自我的复杂性则可以调节对当前目标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和谐对健全人格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个体只有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才能达成自我的和谐，形成健全的人格。

二、自我知识组织的动态性与心理适应

不同自我组织类型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为达到最高水平的心理适应，个体可能会在不同情境中使用不同的组织类型。例如，那些适应能力强的个体在高压力情境里比在低压力情境里更多采用自我分开评价组织;在经历了高消极生活事件后，适应能力强的个体的自我知识内容虽然变得比先前消极，但他们觉得消极属性的重要性比平时低，即压力情境改变了个体的自我重要性[26]。

同时，自我知识的组织是灵活的、可变异的，它会因情境、个体差异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作用。Showers提出了一种分开评价的动态模型(图1)，它既包括了个体使用分开评价组织来适应现时情境，也包括个体组织风格的长期改变。图1顶部表示大多数人把积极分开评价作为一种基本自我知识组织方式，但在负面自我属性变得突出时(如遭遇压力时)，不同个体的自我知识组织将发生不同变化。图1左侧表示适应不良个体采用消极分开评价来组织自己的自我知识，导致极低的自尊和消极情绪;而右侧则表示适应较好个体开始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负面属性上，并尝试采用整合评价来尽量减小它们的影响，最后，一部分人会重新使用分开评价组织方式，最终获得最佳适应水平。

McMahon等人[27]考察了身体不满和饮食失调妇女的自我结构与情绪的关系，发现在自我知识组织中具有灵活性的个体(即在对特定消极特征的思维中具有整合评价，在自我概念结构中具有分开评价的个体)才具有最少的消极情绪。

自我结构因生活压力事件发生改变的动态模型

一项研究[28]把自我概念清晰度分为日常自我概念清晰度和特质自我概念清晰度，通过10个星期里每天2次的观测发现：日常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日常事件之间的关系会被日常消极情感和日常自尊所调和，这种调和作用表明日常事件导致了情绪和自尊的变化，该变化继而导致日常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变化;自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及自我概念清晰度跟特质自我概念清晰度是呈负相关的。这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在不同的情境里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具有动态特征。

各种自我知识组织类型也是随个体生活经验的增加而动态发展的，如Harter等人[29]发现，儿童在成熟的同时也在发展对多个自我领域的重要性进行分开评价的能力。而成人在遭遇压力事件并准备积极应对的话，可能会发展出更高的自我复杂度。Jordan和Cole[30]也认为，自我复杂度有时候并不能缓冲消极事件对儿童的影响，它可能在后来才会表现出它的缓冲作用。这些研究均表明，自我知识组织是可以随时间、情境而变化的，即自我知识组织本身就具有动态性。

尽管自我组织的短期适应和长期改变确实存在，但也有研究表明自我组织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如Strauman[31]的一项对自我不和谐的纵向研究表明，虽然3年后被试的自我描述发生了变化，但他们自我不和谐的程度和类型仍保持稳定。

三、多重自我、整体自我与心理适应

早期的自我理论一般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单维的整体(即整体自我)，但后来的研究者提出，自我是多维度的，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具有特定结构的复杂系统(多重自我)。相应地，传统的信息加工模型认为，积极自我属性和消极自我属性的数量将决定个体对自身的总体评价，而当前的观点则认为组织因素可以调和积极自我和消极自我对个体的影响。Showers[26]考察了自我的内容特征(积极、消极)和结构特征(重要性突出、分开评价、自我复杂性)在2年里所发生的变化，结果表明自我概念内容的变化反映的只是生活环境而已，自我结构的改变才有助于调节压力和消极情绪的影响。

虽然自我的性质和数量在短时间里不会改变，但通过对自我知识的组织加工，人们可以忽略某些可能对当前活动产生消极影响的自我知识，使这些知识不被提取到当前的加工情境中来，或降低它们的可利用性，以保护自我。而提取出来被带到当前加工情境中的这些自我知识，则是“工作自我概念”(working self-concept)。由于组织的作用，工作自我概念具有不同的结构或形式——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

不同的自我知识组织类型将导致不同的工作自我概念，Campbell[32]从测量的角度对五种组织类型进行分类，认为自我复杂度和自我分开评价测量是属于多重自我组织测量，而自我概念分化、自我概念清晰度及自我不和谐则是整体自我组织测量。其中，自我概念分化之所以被归为整体自我，主要是因为自我概念分化测量并未反映个体的图式中包含范畴的数量，而是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分化(differentiation)”往往被当作是多重的特征，所以她建议称这种测量为“自我概念分裂(self-concept fragmentation)”以避免引起混淆。

关于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跟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一致的结果。如Linville[3,4]的研究表明，拥有复杂自我的个体可以把外部事件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降低压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Showers[33]考察了童年时代(15岁前)遭受过虐待的大学生的自我结构与适应水平的关系，发现拥有分开评价组织的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比拥有整合评价组织的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抑郁和防御水平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