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删改是必须要考虑的。有的课文删改，当初可能是为了降低教学难度和减少教学时间，如对契诃夫的《套中人》原文叙述视角的改编，对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原文开头和结尾的删除，对鲁迅《社戏》原文开头谈在北京两次看戏部分的删除。对于课文《口技》《荷塘月色》原文中涉及性方面的描述的删改，主要是出于对青少年学生身心发育方面的考虑。对这些方面的修改，现在是否需要恢复仍然要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尝试。对待思想政治性强的课文的删改，也应如此。这类课文在不同的年代有过不同的改动，改动的意义也可能完全不一样。恢复改动部分与否，甚至整篇课文撤换与否，都是要斟酌再斟酌的。

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现在有些论者常常自鸣得意，只图嘴上痛快，生怕浪费了自己一时的发现，而没有经过斟酌，更没有教学实践的检验。有些文章是不是只从成年人的角度、只从文本自身的角度讨论删改的利与弊、是与非呢?是不是没有对课文在整册教材中的位置和地位，对课文的真实读者，也就是受教育的学生接受情况和接受程度加以系统审议呢?是不是存在既没有尊重传统文化，也没有考虑先进文化建设的问题呢?岂不知，这些论者所谓的发现是当初编者业已思考过的，其删改是经过编者们多次的集体研讨，经过多轮的教学试验的，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语文课文不存在该不该删改的问题，删改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问题是课文哪里该删改，该如何删改。由于语文教科书选文经验的继承和因袭，一些经典名篇课文到底对原文作了哪些删改，我们不是全都很清楚，无论是语言方面的，还是思想内容方面的，或者是兼而有之的，仍然需要我们继续细致入微地加以发掘和研究。对于那些现在看来确实由于课文编写者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原因造成的某些删改不当之处，把它看做历史遗留问题，尝试着改正也就是了，应该向前看，不能求全责备追究以往，也不能迁怒于他人，要把心思放在教科书的建设上。

从教学层面讲，无论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对原文是进行删改还是保留原貌，也无论是曾经被人议论过删改与否，在一个成熟的语文教师那里，都不应成为问题。我们在教学中，仍然需要亲自对课文的全部内容加以审视，需要把它们与自己的学生做实事求是的考察，斟酌利弊得失。即便课文是原文，也可能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对于的确不适宜的内容，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大可置之不论，或淡化处理。对于那些已经删改过的课文，还要返回去细读原文，体会改动背后的原因、性质和程度，考虑是否删改得当;同时考虑学生接受的时机、程度和能力，考虑教学的实际效果和效率。只有经过这样的思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考虑该不该和如何在课堂上引入删改的部分与原文加以比照，借此引发师生间讨论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只有此时，王霆、王永峰的《教材删改部分：不可或缺的教学资源》的讨论才有意义。

应该注意到，我们不能把这些删改看成教学中不可或缺、非用不可的，不能为引入而引入，不能从删改走向不敢越原文雷池一步，从当初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限于教科书的篇幅和教学时数的限制，那些长篇节选的课文是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引入删改部分的。这当然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单独成篇的课文，也不是把课文所有的删改部分引入课堂都是适当的。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内容，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如果使用不加删改的原文，或教师引入不当，往往会给我们的教学带来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那些限于学生的身心发展、社会文化传统、编者学术水平而做的删改，一旦得以恢复，就必然要求我们语文教师具备相应的能力。无论是对于涉及性描写的文字，如课文《荷塘月色》《口技》原文中所谓容易引发学生性方面的联想和好奇心的处理，还是涉及政治思想的问题，如课文《最后一次演讲》关于司徒雷登的一段话的处理，亦或者是涉及名人的容易引发怀疑的事迹内容的处理，都考验着我们教师的教育思想的高下，也考验着教学设计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