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  The  Political  Offense  ExceptiontoExtradition)是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引渡原则，也是引渡理论和实践中最为复杂、最为敏感的问题。1793年，法国《宪法》第120条庄严宣布：“法国给予为了争取自由而从本国流亡到法国的外国人以庇护。”1833年比利时制定第一个禁止引渡外国政治犯的法令。1834年比利时与法国订立引渡条约，明文规定政治犯不引渡。从此，“政治罪犯”就逐渐成了引渡的禁忌，从而形成了现代引渡制度中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排除政治犯罪的可引渡性，实际上是排除了国际引渡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的“危机点”。它既保障了引渡活动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引渡活动因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而陷于危机，因而这一原则被视为现代引渡制度中的“安全阀”，在国际引渡活动中得到广泛运用。即使在某些国家间，如原苏联和原东欧国家之间，其引渡条约中不存在政治犯不引渡的条款，但是，这些国家的法律均赋予外国人以可要求“政治庇护”的权利，这在引渡关系中发挥着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相同的保障作用。[3](P164-P165)
　　但是，在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移交案犯的合作中，是不宜援用国际引渡中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其理由在于：
　　其一，政治犯罪是一种反国家的犯罪，不应该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关系中作为案犯移交（“引渡”）的例外。就国际范围而言，对于什么是“政治犯”，各国的国内立法和各国之间的引渡条约都没有作出过明确的定义。不同的法学家、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经济环境的需要，对“政治犯”作出不同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认为，政治犯即“不具有恶意，而仅仅是出于自由的愿望而造成损害”，因此不能认为政治犯罪人犯有令人羞辱的过错，对于他们来说，“刑罚应该侧重于矫正和控制”。19世纪后期“犯罪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加洛法罗提出了“自然犯罪”理论，认为只有那些违背“怜悯”和“正直”情感的犯罪才是真正的犯罪，即“自然犯罪”，而政治犯罪人往往并不缺乏“利他主义情感”，当政治犯罪并未侵害社会的道德情感时，他就不属于“自然犯罪”，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犯罪。另一位“犯罪实证学派”的代表菲利认为，政治犯罪“不是出于利己动机，而是出于利他动机，反对的是现代社会秩序的不公平”，属于“进化型犯罪”。[3](P167)在实践中，不同的国家也往往因其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所处国际环境的不同，在立法和司法上对政治犯罪采取不同的标准。例如，在我国奴隶制社会，认为不忠不孝是大逆不道，是最大的犯罪，这是最早的基本的政治犯罪类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一般都把“破坏自由人的内、外安全和自由”的行为视为政治犯罪。宗教犯罪也被认为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宗教服务于把国家和社会结合起来。在古罗马，侵犯君主尊严和叛变（叛国）都被认为是反对国家的政治犯罪。[4](P196-P197)在封建制时期，我国法律有了对政治犯罪的比较明确的规定。战国时期李悝编纂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政权的暴力工具。根据《法经》的规定，凡属危害封建政权和侵犯君主尊严的行为，如盗符、盗玺、越城、群相居、议论国家法令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不仅本人处死，甚至夷族夷乡。[5](P72)到了唐朝，作为我国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的《唐律》规定了“十恶”之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皆属于政治犯罪被列在“十恶”之先。[5](P207-P208)在中世纪的西欧，君主是国家的代表，法律仍然把叛逆罪列为重罪予以严惩。英国于14世纪时把叛逆罪从重罪中分离出来，并把侵犯国王人身和权力的犯罪确定为叛国罪，作为叛逆罪的一种。[6](P115)到了近现代，各国都把政治犯罪明确规定在刑法中，只是其表述与规定有所不同，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俄罗斯、蒙古、印度、英国等称政治犯罪为国事罪；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瑞士等称政治犯罪为反国家罪或危害共和国的犯罪；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格陵兰、罗马尼亚、法国等称政治犯罪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朝鲜称政治犯罪为反对国家主权罪；德国、奥地利、日本、韩国等称政治犯罪为内乱罪、外患罪和妨害国交罪；等等。这种罪名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对政治犯罪认识上的差异，但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政治犯罪都是指危害该国统治阶段政治统治的犯罪。[7](P369)由上述可知，历史上的任何统治阶级都是很重视政治犯罪的，都在法律上对其作了规定，因为这是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根本问题。但是，由于国体不同，确定政治犯罪的标准也不同，甚至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例如，剥削阶级类型国家把反对剥削阶级政治统治的行为规定为政治犯罪，社会主义国家则把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行为规定为政治犯罪，这两者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7](P369-P404)在国际引渡实践中，有时候政治犯罪仅仅被限定为“纯政治犯罪”，包括如危害国家安全、独立与统一罪，窃取国家机密文件罪，间谍罪，妨碍行使选举权罪等。这种所谓“纯政治犯罪”“通常是侵犯主权国家或者它的政治组成部分的行为，它是反对政治的、宗教的或者种族的意识形态或其支撑结构的行为，没有任何普通犯罪的成分。”[3](P169)有时候，政治犯罪又包括了那些行为和罪名均属普通犯罪，而行为人犯罪的目的或动机或某些特定情节具有某种政治因素的犯罪，如出于政治目的而劫持私人飞机、为给某一政治集团筹集资金而贩卖毒品等。有时候政治犯罪甚至可以包括那些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条件下的纯粹的普通犯罪。可见，确定政治犯罪的标准是无法统一的，也是富有弹性的。同样的行为，在甲国属于政治犯罪，在乙国则不属于政治犯罪；在此一时期属于政治犯罪，在彼一时期则不属于政治犯罪。这种状况使政治犯罪成为可以由各国根据其自身利益决定是否予以引渡的一种犯罪。从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被世界各国视为国际引渡合作中的“安全阀”。
　　但是，在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间的移交案犯合作中，如果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将会出现更多的负面效应。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同属一个主权国家，移交案犯的合作应该并且完全可以比国际引渡合作顺利得多、方便得多，各方亦应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合作态度，这是符合“一国”原则的。内地和港、澳、台地区虽然实行两种社会制度，但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独立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完全一致的意志和根本相同的利益，任何危及现存政权和政治统治秩序的行为，无论其发生在那一个法域都是对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侵犯，都是对整个国家安全的危害，都是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应受到严惩。如果因为在基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在对“政治犯”的一般看法上也存在分歧，从而把国际引渡中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也套用到区际案犯移交方面来，则势必给移交案犯的区际合作设置重重障碍，严重妨碍各法域之间合作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并且从根本上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这一点上，绝对不可以把区际案犯移交同国际引渡混淆起来。政治犯罪，说到底是一种针对国家的犯罪，因此，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区际关系中，是不应该出现在甲法域属于政治犯罪而在乙法域则不属于政治犯罪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