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纠纷的严重危害

由于我国环境纠纷的高发性、多样性、复杂性、严重性，现实中经常发生因污染问题而引发大量群众“散步”、示威、游行甚至堵截、围厂、砸厂、群体性上访等危害社会秩序的不和谐现象。另外，上下游水污染和跨界污染的纠纷近年来也日益增多，甚至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群众械斗。据统计，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每年处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年均几乎达到10万起；2003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涉及环境诉讼案件为25511件，其中涉及刑事审判案件为5563件，涉案人员9673人；环境民事案件1543件，诉讼标的额达6000余万元；环境行政审判案件17405件，支付赔偿金255万余元；2003年至2008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涉及资源、环境案件177792件，其中：环境刑事案件45340件，占同期审结刑事案件总数的1.09%；环境民事案件12278件，占同期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0.04%；环境行政案件120174件，占同期审结行政案件总数的20.69%。可见，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纠纷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占据司法资源的重要因素。

应对环境纠纷的策略

改进和强化环境法治，预防和减少环境纠纷的产生

“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对于环境纠纷，上上之策是完善和强化环境法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环境纠纷的现实发生。

一是健全和完善环境立法，加强对环境权益的法律保护，预防和减少环境纠纷的产生。（1）确认环境权益，公平配置环境资源。环境要素通常具有多种功能，但不同功能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立法者将多种环境功能予以公平和合理分配。当前，环境的供给功能（如提供林木）早已在立法上得到了确认和保护（如林权），但环境的调节功能（如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等）、支持功能（指生态系统生产和支撑其它服务功能的基础功能，如初级生产等）和文化功能（如景观审美等功能）却尚未得到立法的高度重视和有力保护，这就使得这些环境功能所承载的利益因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酿发环境纠纷。为此，亟需在立法上通过确认环境益，制定相关立法（如制定统一的《生态保育法》，专门的《湿地保护条例》等），加强对这些环境功能的保护。（2）准确界定利益边界，减少因利益边界模糊所引致的环境纠纷。即明晰法律主体的权利、权力、义务边界，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从而预防和减少无谓的环境纠纷。（3）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从宏观战略上改进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减少环境纠纷的产生。（4）健全和完善有关制度，为环境权益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减少环境纠纷的发生。当前，亟需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出台《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配套规定；及时制定和完善有关环境标准和名录；建立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完善清洁生产审核制度，从而预防和减少因环境权益保护不力所导致的环境纠纷。（5）改进环境权益救济和责任制裁制度，从而预防和减少因环境权益救济不足和对违法者惩治不力所导致的环境纠纷。目前，亟需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特别是必须重视环境事故应急处理中的损害赔偿问题）等救济性制度；务须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律责任制度，加强对环境违法者的惩治力度，增大其违法成本，杜绝“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不良现象的发生。

二是加强环境法治宣传和教育，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提高环境守法水平，预防和减少环境侵权和环境纠纷的发生。当前，工作的重点是解放思想，及时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通过实现和加强生产经营者的自我环境管理，提高环境守法水平。

三是改进和强化环境监管，预防和减少环境纠纷的产生。近年来，由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环境监督管理中规划不当和执法不严的现象相当严重，以致引发了大量环境纠纷。为此，亟需进行环境监管的改革创新：（1）改进环境监管体制，尝试进行省以下的垂直管理体制改革，设立乡镇环境监督管理的派出机构，加强基层环境监管工作。（2）重点加强对妨碍可持续发展和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如重金属污染）的监管。（3）积极进行环境监管的机制创新，特别是加强和完善公众参与（如设立公众环境监督员）、市场诱导等新型机制，监督和敦促生产经营企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减少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4）加强环境监管的能力建设。

四是推进环境司法，减少环境纠纷的产生和恶化。当前，工作的重点是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通过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禁令制度），杜绝和减少实害性环境纠纷（指有现实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环境纠纷）的产生和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