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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5
我发现我自己的立场与那些认为自然写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环境文学文类这样的视角太狭隘的看法一致。 我也同意一个成熟的环境美学、伦理,或政治必须将都会与内地相互渗透,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两者间相交错列入考虑。①
上述例子足以证明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已开始意识到此研究本身的地域性及其视野的局限,而此局限难以应付当前的世界全球化所要面对的问题 。举例来说,它不足以用来分析或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野来探讨北太平洋环流的垃圾漩涡问题(North Pacific Gyre garbage patch)或其他气候暖化、公共海域的污染和海洋、空中迁徙动物灾难问题。正如布依尔(Lawrence Buell)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过程以及与全球暖化有关的自然现象如美国卡崔娜飓风,皆需要我们超越国家式的思考。
后期“修正”的生态批评除了开始结合全球理论如环境正义、后殖民主义,企图打破以国家、种族为单位的疆域思想的局限性,重要著作如Graham Huggan和Helen Tiffi合写的《绿色的后殖民批评》(Green Postcolonialism)与《后殖民生态批评主义:文学、动物与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此书结合后殖民主义批评与生态文学批评以进行跨地域性之文化研究以及文本分析。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则将此生态批评的新转向称为生态批评(或有时被称之为环境批评的)“第三波”。有别于1980年代着重于自然写作的第一波生态批评和1990年代扩展到其他非文学媒体、环境正义、都市生态和后殖民主义的第二波生态批评, 斯洛维克写道:“第三波的生态批评主义以俨然被接受成为一个新的批评写作形式。其范式超越了国家、种族的界限,并将不同人类文化将之比较。”他认为生态批评学者采用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方法来探索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冲突。②斯洛维克和现任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的会长的亚当森(Joni Adamson)两人共同为MELUS: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一学术刊物合编的专辑,将此专刊之焦点摆在此“第三波”的生态批评关注的议题上,即在承认种族、国家的特殊性之下,也同时超越种族、国家之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此第三波的超越种族、国家之界限是超越后殖民生态的想象,而朝向网状交错重叠的不同的社区连结与想象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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