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地方生产网络[1]

地方生产网络一词在英文期刊中有零星出现，其意通常表达某地围绕生产某类产品形成的相互联系密切的一组企业。Simmie和Hart(1999)发表在《欧洲规划研究(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的相同议题的论文，将地方生产网络定义为：“地方企业与地方生产要素之间的合作连接”。认为这种网络可以依赖当地的各种资源以确保持续增加的创新。并给出三个基本的解释：一是为适应全球市场形成的弹性化生产或即时生产组织;二是为了造就这种生产系统，需要运用当地社会资本：三是强调地方实体的重要性，网络将企业嵌入(embed)到地方经济中。此后，Dimitfiadis和Koh(2005)对地方生产网络概念进行了补充，认为其构成主要是中小企业，其成员具有地理接近和社会接近的特征。并强调它是纯粹地方生产/商业网络与纯粹地方个人/社会网络的广泛交叠。

地方生产网络现实表现[1]

地方生产网络是在产业集聚区中形成并逐步发展的。1860s产业革命之后工业集聚现象明显;十九世纪初就已存在由许多作坊聚集形成的产业区。十九世纪末期。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许多国家形成了快速增长的工业集聚区。这些集聚区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构成，内部企业联系紧密，具有较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以意大利的产业区最为有名。是地方生产网络的早期形态。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西方成熟工业化时期，随着大机器时代的到来，福特制的以等级制大企业为核心的工业区即“产业极(Industrial Pole)”占据了主流地位。1970s弹性专业化时代的到来，弹性专精的地方生产网络更利于创新和适应市场需要，全球形成了很多具有新特征的地方生产网络。1990s初期全球化时代到来。地方生产网络的发展与全球生产网络互相渗透、联系密切，内含于大量出现的产业集群、产业区等地方生产体中。

地方生产网络概念界定

本文并不尝试给地方生产网络一个精确定义。而是在前人论述基础上给出几点界定。首先，地方生产网络是有地理边界的，但边界又是比较模糊的;第二，地方生产网络(LPNs)是由多个小地方生产网络(LPN)和单体企业围绕生产特定产品紧密联系共同构成的，是地方生产系统(LPS)的骨架(Dimitriadis and Koh，2005);第三，地方生产网络通常看作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Yeung，2008)，是生产网络的地方尺度(Sturgeon，2001)。强调外部联系的重要性;第四，地方生产网络嵌入于地方氛围之中，与当地社会网络具有不可分性(Dimitri，adis and Koh。2005)。第五，地方生产网络是一个中观尺度的概念。不同于微观上网络个体企业(individual firms)的特性总和，也不同于宏观上的集群和系统概念(Yoguel。Noviek andMarin，2000)。

西方地方生产网络研究[1]

1.地方生产网络构成与形态

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首先是清楚其构成和形态。西方不同学者从人口规模、网络组织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企业人口规模上来看，地方生产网络的构成主要是中小规模企业(small—and mediam—sized enterprises。简称SMEs)。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网络就是地方生产网络的代名词。Kalantaridis(1996)按工人数量划分了地方生产网络中三种构成企业，分别是5人以下的家族企业、5至50人的小规模企业和51至100人的中等规模企业。然而。后来的研究认为大企业在产业区中的地位会变得更为重要。从网络组织上，Dimitriadis和Koh(2005)将地方生产网络企业划分为四种：领导厂商(Leader firms)、主要生产体(primary production units)、次要生产体(secondary productionunits)和自由生产体(autonomous production unit)。其中，领导厂商通常是区内最大的企业，组织并协调它的直接生产者网络，但却不会控制整个网络。主要生产体直接从领导厂商获得订单，往往完成不了任务，会进一步外包(outsourcing)给其它的企业;它被领导厂商协调的同时，也会协调其它企业并建立自己的网络。次要生产体是最小的一种。从主要生产体中获得订单、原材料和样式。仅仅按要求进行生产。不会外包。自由生产体主要是为本地的生产需要进行加工，很少外包，也很少为其它企业生产，但它们的行为受本地生产内部世界的限制。Kalantaridis(1996)的划分方法和称谓有所不同，认为地方生产网络(LPNs)是由多个围绕某一产品的单个地方生产网络(LPN)以及单体企业共同构成;其中，LPN由代理(Agency house)、主要转包商、次要转包商、原料供应商和辅助服务商构成。其中代理主要接受外部订单并转包给主要转包商，区别于领导厂商之处是自身不从事生产。从对网络组织和运行的重要性程度上看，各类型企业不同。领导厂商或代理最为重要，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主要辅助者和协调者，管理、领导和控制成员的行为并保证网络目标的实现，直接推动主要生产体运行。间接促进整个网络发展。领导厂商在英国也被称为“管理者(caretaker)”(Boyle，1994)，在意大利被称为“经济人(impannatori)”(Howard，1990)。主要生产体或主要转包商尽管也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网络，但要遵循领导厂商或代理的生产指示和交货期限，不能称为网络的管理者(Dimitriadis and Koh，2005)。其它生产个体只接受生产任务。是被调控的企业。虽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但处于从属地位。多种企业所构成的地方生产网络具有不同的组织形态。Liu和Brookfield(2000)研究台湾机床产业时，提出单中心和多中心的网络组织形态。单中心包括星形、环形和叠层(tier)三种，以星形最为常见。绝大多数情况。地方生产网络是由多个单中心组成的多中心复杂形态，常被比喻为群星灿烂的星座;当然，星座并不仅仅由多个星状网络组成。还包括了关系较为疏远的个体(Dimitriadis and Koh，2005)。

2.地方生产网络内部关系

在当代超具压力的商业环境下，合作被公认为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可以依赖的少量措施之--(Van Laere and Heene，2003)。合作的类型有“垂直的(vertical)”、“水平的(horizon，tal)”和“倾斜的(diagonal)”多种方式，Henderson等人(2002)在研究全球生产网络时曾使用这些概念描述复杂的全球网络结构。这些关系直观形象地描述了生产网络内部的供给、生产、分配和服务关系，但难以揭示复杂的网络关系。

Kalantaridis(1996)从公平性上考虑，分析了地方生产网络内部的平等关系和不平等关系。地方生产网络垂直的关系多数是不平等的。代理的主要作用是接受外部订单转包给主要生产体或作为外部母公司与本地主要生产体的中间调节者。代理一般都拥有一个比较稳固的JJn-r网络。而主要生产体只与很少的代理合作。代理数量少，就增加了他与主要生产体的谈判砝码。主要生产体独自完成不了订单，往往会进一步将多个部件转包给次要生产体，形成自己的生产网络。主、次生产体之间是一种“常客(patronage)”关系，很多小的频繁的交易，常采取口头协定的方式。但它们之间也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主要生产体在定价上有话语权(important voice)。且可以利用或威胁利用其它的次要生产体以削减后者提出的各种条件。因为常客关系的建立是基于长期交往建立的信任关系，次要生产体尝试同其它主要生产体建立契约/合同关系是昂贵的和有危险的。但这种不平等关系并不表明代理或主要生产体是“自由手(a free hand)”。存在于当地社会的非正式网络联系会约束或限制它们的机会主”行为，其承担的风险是极大的。位于同一层次的企业是相对公平的竞争关系。

网络内部的企业被两种因素所限制，一是强制性的合同动力(contractual dynamics inforce)，另一是诱发的隐性体制(implicit regime of incentives);建构这些因素的方式决定了地方生产网络的结构特点和动力机制。Yoguel，Novick和Marin(2000)从依赖程度和非价格交换中的等级上分析了网络连接的机制。网络连接中具有不同的依赖程度，一个极端是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另一个极端是双边的口头协定。在等级关系中，必须保障合同中职责和规范的完成，因此供应者和合作者之间无形的交换(intangible exchange)以及网络动力被限制。

地方工厂与原料及辅助服务的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大都是口头协议的合作交易关系，协议中的详细内容没有被写下来。不构成合同，它是在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通过非正式途径实现的。全面分析非价格交换机制，不仅仅要考虑网络内部企业交换的频繁度，还要考虑完成的质量和重要程度，这包括信息的类型、特殊的交换机制、合作的进展与运行、合作协商机制和技术转移的能力。总之，网络中的连接不会构成一个绝对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过可靠性(solidity)形式也可以通过易变性(1ability)形式;这与两种可能性有密切的关系，一是长期双边流动的产生，二是协议条款及关系管制机制的变化(Yoguel，Novick and Marin，2000)。

另外。就关系制度化的重要性有不同看法，一种强调合同以及激励决断(determinationof incentives)的中心角色，它们是构成网络的关键因素(Williamson，1991);另一种强调这种结构发展中的相互信任角色(Bianchi and Miller，1994;Saxenian，1994)。其实两种情况应该同时在历史事实(路径依赖)、主流实践和地方环境的发展程度等框架下讨论。He(2006)从网络行动者之间联系的疏密程度上划分了密网(C]OSUre)和结构洞(structurehole)两种关系类型。密网反映了地方网络内部行动者之间紧密的联系，结构洞则表明了地方网络之间弱联系的存在。

3.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因素

地方生产网络的形成、发展与衰退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就本地而言，有基础服务设施(infrastructure)、本地社会网络、地方文化、政府政策和规划等因素：就地方外部而言，有原料供应及市场、国家政策与社会制度、全球与区域生产网络等因素。

不同学者讨论了影响地方生产网络的本地因素。Sturgeon(2001)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地方生产网络或价值链在运行中所依靠的当地资源与设施。包括人力资源培育机构、相关服务、资本装备和基础设施。其中，人力资源的培育机构包括技校、学院和大学;相关服务包括会计、咨询、租赁、运输和建筑;资本装备的投入包括计算机、生产器械、交通工具和房地产;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道路、站点、通讯、能源和用水等。这些基础服务设施有助于企业持续的创新(Cook and Morgan，1991;Storper，1995;Simmie and Hart，1999)。地方生产网络是与当地社会网络不可分的。如果将网络看成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一端是纯粹的商业网络，一端是纯粹的社会网络，那么地方生产网络就处于其中间位置(Dimitriadis and Koh，2005)。Kalantaridis(1996)指出任何种类的社会事件都是信息流动和连接发展的平台(alenas)。就地方文化而言。Saxenian(1994)探讨了创新文化对硅谷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作用：而传统文化对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却少有讨论。在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方面，Wang和Lee(2007)认为地方政府应积极主动地调整地方发展政策以赢和跨国公司的需求：Techakanont(2004)认为台湾的产业激励政策是台湾汽车产业兴起的重要推动力量。

外部影响因素对地方生产网络也相当重要。Dimitriadis和Koh(2005)对希腊卡斯托利亚地区皮衣产业的分析，揭示了多种类型的参与组织是运行于产业区外部的，包括狩猎者、中介、辅助产品的供应、最终产品的销售等，也包括希腊和国外银行、希腊和国外政府、欧盟、研究机构和大学等政治的、金融的和教育的组织等，它们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中。地方生产网络嵌入到地方环境的同时。也是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的。Yeung(2008)将产业集群描述成是多个全球生产网络的生产脚印在一个地方的重叠;实际上。这种说法更适合于“地方生产网络”概念。

4.地方生产网络的外部连接

“地方生产网络”区别于“地方生产系统”、“产业集群”和“产业区”等概念，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作为全球或区域生产网络的一部分，更加强调与外部的联系。首先。从地方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上考虑，其始终受到全球生产网络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地方生产网络由全球生产网络“降落(touch down)”(Weller,2008)在地方，被“黏住”后逐渐发展而成的。这种地方网络可能会因全球网络的重新选址而随即衰退。而受本地长期发展历史和文化影响的地方生产网络(Dimitriadis and Koh，2005)，虽依然受全球网络的牵制，但其自生能力相对更强。

其次，地方生产网络始终与外部存在人员、物资和信息流动。Saxenian(2002)分析了来自硅谷的跨国企业家对台湾和印度的IT产业兴起的重要作用。Dimitriadis和Koh(2005)详细地分析了地方生产网络同外部紧密的物质和信息交换。Miao，Wei和Ma(2007)对中国内陆欠发达地区开发区的研究发现。跨区域的联系是开发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联系。第三，领导企业或代理是地方生产网络连接外部的关键。领导厂商除了融人本地社会一文化氛围并参与缄默知识的创造及传播之外，更偏好于同运行于该产业区之外的行动者联系，涉及更多的外部知识，对外部世界具有方便的联系通道和较高的理解力(Dimitriadis andKoh，2005)。代理通过接受外部订单并下发给各种转包商生产，不断推动地方生产网络的运行(Kalantaridis，1996)。事实上是领导厂商进一步分工的结果。

5.地方生产网络的学习与创新

同新产业区、创新环境和创新系统一样，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特别关注知识与技术的学习和创新。很多学者对地方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获取、转译、扩散、吸收与创造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知识的获取上来说，地方生产网络的领导厂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要比其它类型的企业多，它们在获得订单和新异知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企业都会把网络成员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Dimitriadis and Koh，2005)。从知识转译上来说，领导厂商获取到外界新异知识之后，有能力将其转译成本地可以理解的知识，如对国外订单的翻译及书面语言的本地化、通俗化解释;另外，本地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会转译成国外书面化语言，保障地方企业与国外企业的交流(Kalantaridis。1996)。从知识的扩散与流动上来说，地方生产网络为适应全球市场的不断变化，采用了弹性专业化和即时生产供应系统(McCann and Fingleton，1996)。这就要求网络内部所有企业和人员迅速掌握新的技术和知识，以最短的时间完成新产品的生产。从知识的吸收上来说，地方生产网络企业之间及企业与其它生产要素之间复杂而频繁的相互关系。加之共同的语言背景和价值取向，经过领导厂商的转译，新异知识很容易被所有企业吸收并同历史积累知识结合成为地方知识本垒(10calized knowledge base)的一部分。在模仿(imitation)、效法(emulation)和反刍(reverse engineering)的过程中，地理接近比相互作用的保持和持久的联系更加重要(Keeble and Wilkiason，1998)。从知识创造上来说，网络内部个体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产生持续的新信息流动并导致创新产生(Imai and Baba，1991)，创新部门在一个区域高度集中会给这个区域带来大量创新(Constantin，2005)。这里，本地非正式交流和缄默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企业家之间通过各种非正式方式闲谈成为硅谷持续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Saxenian，1991)。

地方生产网络的学习是一种集体学习的过程(Yoguel，2000)，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协会、科研单位、政府和其它机构在内的所有行动者相互协作，通过正式的、更多的非正式交流实现了知识的快速流动。这里的知识有编码知识。更多的是缄默知识(He，2006)。信息讨论发生在大量的不同交流中。交流内容不仅有严格的商业内容。也有商业外部的信息。地方企业之间很少存在正式的文件。组织间交流是基于口头(word—of-mouth)的交流，从有根据的和可信的信息到流言蜚语各种信息俱全。个人发挥重要的角色，因为个人是信息的来源，也是信息的搜寻者和(在企业内部的)加工者(Dimitriadis and Koh，2005)。

创新能力的强弱与地方创新环境或氛围直接相关。地方生产网络通过内部复杂的关系，将地方生产系统内部的个人、社团、企业、机构、组织等动员起来，为实现新产品的快速生产、产品或过程的创新、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积极合作，从而促进了创新氛围的形成。历史演化、地区特性、集体行为、共识或者冲突程度、地方社会经济特征等，都是创新行为的主要要素(Constantin，2005)。地方生产网络易于产生信任、标准和共同文化，以管理网络内部的行为。密集的网络关系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更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制度(institutions)，如习俗、惯例、规则、文化等(He，2006)。本地的创新氛围会带来知识、人才及创新型企业的溢出，正如Constantin(2005)所说，地方氛围是创新与创新企业的孵化器(incubators)和托儿所(nurs，eries)。马歇尔早就正确地看出创新过程不在于熊彼特所说的新人势单力薄的英雄之举，而在于他的带动行为所引起的运动中建立的创新链(Castells and Hall，1994)。

6.地方生产网络的升级

Tan(2001)解释了中国很多地方生产的产品不能流入先进市场的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不断制造出更高质量的新产品快速进入高端市场，中国的模仿和再创新过程跟不上产品更替步伐。就如何打破这种循环，使地方生产不断进入更高价值环节。Humphrey和Schmitz(2002)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四种方式：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

个人培训和吸引技术专家是地方生产网络升级的重要途径。Rothwell和Dodgson(1991)发现。拥有资深的专业化雇工的中小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外部信息，比其它企业创造更多的新技术、新方法。原因是受过适当教育的人将会促进网络内部的信息流动;而且人对信息具有加工作用。因此，应该针对地方企业家和中小企业管理者设定培训计划，特别是关于市场、物流、供应链管理、战略管理、国际商贸、新信息技术和新的生产技术等相关话题。同时。网络应该介绍受过教育的经验老手帮助它们管理产业区内部和外部的信息流(Dimitriadis andKoh，2005)。

提高地方生产网络的供应链管理水平是促进升级的有效方法。供应链管理主要关于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各种流从价值链的一端到另一端;另一是管理不同企业之间涉及的关系。供应链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将供应链作为一个整体，用它的能力满足客户的需要。可以发展一个集体的竞争优势。需要适当的管理现存的关系，并不断建立和管理新的关系，特别是促进外部信息流的关系。地方企业应尽力分辨出理想的合作对象并与之建立联系(Dimitriadisand Koh，2005)。

7.地方生产网络的演化

对地方生产网络演化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地方生产网络及其所在的产业区或地方生产系统的形成、发展及衰退的研究。另一是借鉴演化经济学思想对网络演化的探讨。地方生产网络内含于产业区之中，它是马歇尔式产业区的骨架。不少研究对地方生产网络和产业区的演进进行了探讨。Amin和1'}lrift(1992)曾论及产业区不是稳定的组织模式，发展与变化是其自然性质。受全球化力量的导引，马歇尔式的产业区可以发展成为全球网络中的“马歇尔节点”(Marshallian nodes)。产业区作为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它可以进一步演化成为更高级的形式。但产业区究竟能否走向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其内生的创新能力，即产业区内中小企业通过激进创新(而非渐进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和改变技术轨迹的能力(Amin and Thrift。1994)。Paniccia(1998)对比了意大利24个地方生产系统四十年的演变，提出了“演化的生物模式”，认为共同存在于地方生产系统中的信任、信心、合作、权利、冲突以及谎言等地方准则相互作用，作为一种偶然因素影响其演化。Belussi和Pilotti(2002)基于缄默知识和编码知识的集聚提出了地方生产系统的演化模型。把技能社会化、知识重组与内部化、高端知识编码化及输出作为三个逐步提升的阶段。

2l世纪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目的是为了探讨经济行为主体在时空条件下的演化路径，为研究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及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Boschma and Frenken，2006)。对网络演化过程的研究中，“桥接(bridging)”是一个重要的概念。Gluckler(2007)在建立地理网络轨迹(geographical networktrajectories)概念框架时，认为现实世界存在不同的地理网络连接方式，分别有全球桥接、地方桥接和地方断裂，并探讨了在演化过程中地理如何在保持和改变(retention and variation)这些网络结构时发挥的作用。Menzel(2008)总结了三种桥接距离的动力机制，包括通过学习来接近的认知动力、创造连接的网络动力和行动者移动完成的空间动力。

参考文献

1.0 1.11.2马海涛,周春山.西方“地方生产网络"相关研究综述.世界地理研究[J].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