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

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城镇化时，提出要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那么，大中小城市就要协同发展，当然不是机械地同步发展，也不是让大城市不发展等着小城市发展，更不应该是让大城市瘦身。

全国政协委员唐某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重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资源严重失衡，城市承载力受到空前挑战。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资源;“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他认为，治疗大城市本身的病症，应向科学规划、精细管理寻药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他说：“伦敦少有‘门禁社区’，住宅楼盘都尽可能开放式管理，对缓解交通拥堵很有效。”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维，多些服务举措，开放、精细、疏导的思维方式是城市管理者应当学习的。

全国人大代表李某分析，参考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经验，治理“大城市病”，一般都是立法保护和制度先行。“比如交通拥堵，一个主要原因是交通承载力和车辆比例失调，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需要制定更科学有效的车辆分流方案，甚至是交通灯的时长也有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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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空气质量与机动车尾气排放及交通拥堵有关联，城市内涝与垃圾处理也有内在联系。”全国政协委员顾某分析，“大城市病”表面上看形态各异，但实际内部存在着各种因果联系，治理也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可草率行事、一限了之。

对于目前问题最大的堵车问题，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比如先行增加和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的综合容量和城郊新城建设的产业和生活配套，再行减少参加竞拍和摇号的车牌增幅，实现机动车总量的宏观调控等。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蔡某说，环境问题不应随着雾霾散去而被遗忘，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提示，公民的环境权益应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很多“大城市病”归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某认为，全国上千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几个，严控大城市规模，通过法律和制度限制类似“乱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才能从源头上治疗“大城市病”。

9.当政府部门为“城市病”忙得焦头烂额之际，老百姓是否就可“袖手旁观”?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政府公权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除了科学合理地动用行政资源，还要善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一起参与城市顽疾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