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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空气质量与机动车尾气排放及交通拥堵有关联，城市内涝与垃圾处理也有内在联系。”全国政协委员顾某分析，“大城市病”表面上看形态各异，但实际内部存在着各种因果联系，治理也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可草率行事、一限了之。

对于目前问题最大的堵车问题，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比如先行增加和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的综合容量和城郊新城建设的产业和生活配套，再行减少参加竞拍和摇号的车牌增幅，实现机动车总量的宏观调控等。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蔡某说，环境问题不应随着雾霾散去而被遗忘，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提示，公民的环境权益应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很多“大城市病”归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某认为，全国上千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几个，严控大城市规模，通过法律和制度限制类似“乱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才能从源头上治疗“大城市病”。

9.当政府部门为“城市病”忙得焦头烂额之际，老百姓是否就可“袖手旁观”?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政府公权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除了科学合理地动用行政资源，还要善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一起参与城市顽疾治理。

“今年春节，虽然PM2.5观测值在短时间内还是攀高，但一些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的量已有所减少，说明通过全民参与来对应各种城市难点问题效果明显。”全国政协委员王某说，“事实证明，当民众环保意识提高、政府措施得当，就会形成合力。”

全国政协委员蔡某建议，从创新社会管理的角度看，依法注册的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也完全可以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降低政府部门的成本，改善目前有的地方“疲于奔命”的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朱某等拟提交书面建议：中国的“大城市病”不是“不治之症”，在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的框架下，让老百姓更直接地从中受益，就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为城市治理注入更多能量。

10.“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报告同时也对大城市发展指明出路，强调“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

在今年3月18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第一场记者见面会上，他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仍然是城镇化。

在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中，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可能都会在城镇化进程中遇到。李克强还特别指出：“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11.灰霾袭来，“大城市病”集中爆发，引起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大家忧心之余，建言献策，开出不少“药方”，有的建议完善城市公共交通，有的提出实现机动车总量宏观调控，制定科学的车辆分流方案，有的认为应通过法律和制度限制“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

不能说这些“药方”没有针对性，但基本上还属于外科手术式的“就城治城”模式。治疗“大城市病”，如果只把眼光锁定城市内部，做些修修补补，恐怕只能减轻“病情”。治得了标，治不了本。

因为，如果发展不均衡，农村、小城镇会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大家有什么理由不往城里挤?在压力和诱惑面前，大城市又有什么理由不扩张?“大城市病”只能是在外科手术式的治疗中“螺旋式”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