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城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城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城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李某说。

4.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环保、安全等新一轮的压力纷至沓来，国内不少大城市都患上了“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病”，在审议和讨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委员对此进行了分析。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数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有上百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心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城市建成区盲目扩张。

大建国际化大都市符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多少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些代表委员指出，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提到了要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挡住一些地方一窝蜂建设超大型“国际化大都市”的热情。

“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将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侵占粮田、贪大求洋、债台高筑等。”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前些年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不少问题，如大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这些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观。

他说，大城市建设近十年近乎爆炸式的扩张，终于导致了一些“病灶”在日积月累后集中爆发，2011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

“堵车、污染、内涝、房贵只是‘大城市病’的表征，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城市建设、管理上的错位和不科学。”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说，如果城市功能错位，城市定位不当，将会导致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的透支和巨大浪费，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商务成本也会上升，城市丧失竞争力，“这种代价将比堵车、污染更大更无法承受。”

“大城市病”归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某注意到，截至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3万人，是1986年的两倍多，相当于26年就多出了一个北京城的人口。

5.“我认为，‘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在今年3月6日举行的全国人大某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某一发言，立即吸引了众多代表的目光。

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

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城镇化时，提出要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那么，大中小城市就要协同发展，当然不是机械地同步发展，也不是让大城市不发展等着小城市发展，更不应该是让大城市瘦身。

全国政协委员唐某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重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资源严重失衡，城市承载力受到空前挑战。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资源;“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他认为，治疗大城市本身的病症，应向科学规划、精细管理寻药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他说：“伦敦少有‘门禁社区’，住宅楼盘都尽可能开放式管理，对缓解交通拥堵很有效。”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维，多些服务举措，开放、精细、疏导的思维方式是城市管理者应当学习的。

全国人大代表李某分析，参考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经验，治理“大城市病”，一般都是立法保护和制度先行。“比如交通拥堵，一个主要原因是交通承载力和车辆比例失调，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需要制定更科学有效的车辆分流方案，甚至是交通灯的时长也有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