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根据签订的《邵东县城城区夜间治安巡逻协议书》，“乙方保安人员在巡逻时对可疑人员或可疑车辆可以盘问，但必须交公安机关处理”。有网友质疑：如果仅仅是口头盘问而不进行盘查，又如何取得违法证据，确定是否是违法犯罪行为呢?如果进行盘查，是不是事实上就行使了与警察一样的执法权呢?

在邵东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室的墙上，贴着治安巡逻的承包区域和详细的巡逻路线图，摆放着相关营业执照。公司总经理杨斌说，保安巡逻只是治安防控的辅助力量，不能等同公安巡逻，“根据协议，我们没有执法权”。

朱学明强调，保安的巡逻与公安的巡逻在职责和职能上有本质区别，保安巡逻不入户不进店，仅仅是路面治安防控，对街面正在实施作案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进行现场抓捕，而且抓捕之后必须立即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保安没有对犯罪嫌疑人审查、处罚以及其他的权力，“没有处罚就不存在有执法权的问题”。

但是，有过参与治安联防经历的长沙市社区干部叶盛认为，这种做法有创意，但效果好坏要看监管是否有力长效。一些事往往时间一长，监管就会松懈，乱用执法权问题就会随之出现。到那时即使对保安公司和保安人员人员作出处罚，但对政府的影响已经造成，最后还是要政府来“擦屁股”。这种做法“风险很大”。

(6)邵东县城区面积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多万，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10万。这个县城近几年频频爆出将公德、公权“商业化”标价的新闻。2008年，邵东县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将见义勇为明码标价，对于抓获不同类型犯罪嫌疑人的市民，在表彰的同时奖励2000元至一万元不等的现金，此举一度激发当地民众广泛参与，甚至出现“职业抓手”。“见义勇为商业化”引发巨大质疑。

在今年将治安权“商业化”承包中，规定“抓人”指标并依“抓人”任务完成情况给予奖惩处理，是整个协议书条款中最受质疑的一条。人们担忧：对于素质不太高的保安来说，金钱的诱惑很有可能导致他们为了奖金乱抓人、制造冤案。受雇保安分内的工作居然也要按“见义勇为”来奖励，实在荒唐。

(7)对于质疑，朱学明解释说，既然是市场化运作，就要用经济杠杆来衡量结果，保安公司每抓一个嫌疑人奖励2000元，是因为他们工作做出了成效。定指标是一种责任的激励措施，“并不是说允许他们胡乱抓人。”

虽然面对质疑和争议，但邵东县这种“花钱买平安”的做法似乎“初显成效”的效果却让邵东方面坚信自己走“商业化”的道路并没有多大问题。朱学明说，第一个月，保安队员就抓了6个犯罪嫌疑人，第二个月抓了3个，两抢一盗可防性案件下降了25.3%，“效果蛮好”。他说，保安公司承包路面治安巡逻，如同物业管理一样，只是业主变成了政府，小区变成了城区，为什么这么一变就会有这么多的质疑?据新华社电

【核心观点】

(1)雇佣保安替代警察夜巡，这种极富“创意”的“转包”治安权做法，不得不让人钦佩当地政府的“勇气”与“智慧”。说其“勇气”，是因为在一个稍具法治常识的环境中，政府“转包”治安权力都是要面对广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质疑;说其“智慧”，实在是这种“转包”不仅巧妙地卸掉了其法定职责，还无需政府自己“埋单”。

然而，这种于法无据的做法丝毫经不起推敲，很可能流为现代法治的“笑柄”。宪政社会，公民向政府支付赋税，就是为了“购买”包括警察在内的政府部门的公共安全与服务，如果这种安全与服务可以转包给其他人，公民缘何不直接向别人“购买”，还额外负担供养一个“中介者”呢?

(2)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即便是协议下的转包，承包方也不能获得执法权主体资格。执法权是公民以立法的方式授予政府部门，在未取得公民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转嫁给另一方，否则即是一种渎职。虽然当地一再强调保安“没有执法权”，但我们看到，保安公司在进行夜间治安防控时，可对可疑人员和车辆进行盘问，对正在实施“两抢一盗”的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控制，请问这不是执法权是什么? 总而言之，公权商业化运作的背后，是职能部门对法律义务的推卸与背弃，而其最终伤及的将是公权自身的根基。

(3)我们需要构建治安防范体系，为民众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这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维持社会秩序，传统上就是政府最基本的一项职能。而治安交由“他人”承包，就等于是撤了政府职能中上最不该撤的一项职能，其结果就会产生政府职能错位的后果。虽然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个全能政府，因此有必要放权，但要放的是管理经济和干预市场的权力;但就提供法治、秩序和公共服务而言，政权权力不仅不应该放，反而还应该加强。转变政府职能，不能一味削减政府的职能和职责，尤其要避免以市场化为借口，把一些已经比较"缺位"的基本职能，比如维护社会治安功能更小化、最小化，以至完全推回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