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韩国通过《国民福利养老保险法》、《国民养老保险法》等法律的实施，将大部分国民列为养老保险的对象。特别是韩国于1995年开始实施的农渔民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民、渔民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自营业者的就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9.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按照我国民族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安度晚年生活的养老方式。它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泊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居家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

武汉市正在探索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联姻”新路。这样，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发挥其在为老人服务方面的专业优势，向社区辐射和延伸，通过统一管理、统一物流配送、统一人员培训和统一服务规范等方式，有效减少行政管理和运营成本，使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获得合理利用和最大化效益，从而减少个人养老经济负担。

有关专家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是养老服务模式在新形势下的新探索，是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只有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改变养老的单一化模式，才能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人文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造福千家万户。

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街道曙光社区是全国敬老模范社区。2012年以来，该社区组织实施“居家养老”新模式，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备4名专职工作人员，通过上门走访、入户服务等方式，在生活、医疗、文化活动等方面照顾该社区的老人。

为了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日本政府将老龄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1963年制定了《老人福利法》，1973年成立老人对策计划小组，1983年制定了《老人保健法》，1986年颁布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制定了《促进老人健康与福利服务十年战略规划》。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政府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颁布了促进老年人雇佣与就业的法规。日本的一些机构负责管理老人问题，如厚生省、大藏省、文部省、劳动省、建设省分别主管老人的福利、税收优惠、教育、辅导就业与制定雇佣政策和住宅规划，有效保护老年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益。

日本也通过舆论宣传，使得社会各界都关注老龄问题，如政府设立9月15日为敬老日，促使国民关心老年人，关注老龄问题。日本企业界对老年事业的发展予以极大支持，资助举办与老年人、老龄化相关的学术会议。

在日本的许多社区里都设有公民管，除了集会等群体活动外，还常被用作当地老年人提供精神关爱的场所。许多义工自发与老人结成帮扶对子，教授健康体操、康乐保健等生活保健知识。此外社区里还成立了心理辅导中心，由许多专业人士定期为老年人，尤其是病残、空巢、高龄、临终等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服务。全社会应加强对老年人的精神关爱，建立老年心理服务组织和服务网络，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服务。在日本各地都设有“生涯学习”培训班，打打丰富了当地老年人的文化体育生活。

8.老年人优先是巴西老年人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之一，也是落实得最好的一项规定。所有政府办事部门及医院、银行、机场等公共服务行业窗口都有“老人、孕妇和残疾人优先”的提示，甚至为老年人设立优先窗口。巴西所有老年人都有权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此外，地方政府也有各自针对老年人的税收优惠。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法律规定，政府应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巴西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立法相当完备。

韩国政府给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服务。1973年12月制定了《国民福利养老保险法》，由于1974年经济状况恶化，适用对象仅是公务员和教师。1988年经过修改，制定了《国民养老保险法》，适用对象首次普及到企业员工。1995年7月实施了农渔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渔民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自营业者均成为养老保险的适用对象。

而韩国通过《国民福利养老保险法》、《国民养老保险法》等法律的实施，将大部分国民列为养老保险的对象。特别是韩国于1995年开始实施的农渔民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民、渔民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自营业者的就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9.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按照我国民族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安度晚年生活的养老方式。它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泊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居家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

武汉市正在探索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联姻”新路。这样，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发挥其在为老人服务方面的专业优势，向社区辐射和延伸，通过统一管理、统一物流配送、统一人员培训和统一服务规范等方式，有效减少行政管理和运营成本，使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获得合理利用和最大化效益，从而减少个人养老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