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和平分共之后)：“到了武汉，便觉得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并举是很不妥当的，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未见过三大政策的名词，这大概是去年才发生的”[14]。

蒋永敬：“陈独秀最早故意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混为一谈，而毛泽东又把三大政策称为新三民主义，显然在拾人牙慧”[15]。

宋进：“陈独秀在1926年11月4日<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成为毛泽东日后提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基础”[16]。

何香凝宣称在1927年4月：“越飞到沪，彼此共谈革命(孙越宣言)，总理与廖仲恺遂于那时决定联俄、联共、联农工的三大政策”[17]但“容共”(共指共产国际)是1927年吴稚晖首先使用后约定俗成(孙中山早已逝世)，孙越宣言没有谈到“联共”一词[18]

西德慕尼黑大学金德曼：“苏联企图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把中国的革命运动永久而牢靠地与苏俄连结在一起，它所运用的战略即是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陈独秀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苏俄在中国活动的官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开始始用这名词，大力宣传，企图造成一种心理，使人们以为这三个政策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同样的理论关系和地位，目前已知的证据可以显示C. Martin Wilbur对1920年代初国民党、共产党和苏俄远东政策三者之间关系所作分析的正确性。”[19]。

C. Martin Wilbur认为三大政策是中共自行杜撰的[20]

李云汉：“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鲍罗廷所提出，随后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结合苏联顾问的联俄、联共、农工定为三大政策，并说三大政策为孙中山、廖仲恺所创立，藉以欺蒙国民党党员”并引用顾孟余在1927年7月15日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的记录：“国民党在历次的宣言中，本来是有许多政策。但外面宣传所谓三大政策，却找遍了总理的遗教、历次宣言、决议案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东西。实在说：三大政策短，不过只有七个月。何以知道只有七个月?因为三大政策的内容在七个月以前还没有定。今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汉来，才听见鲍罗廷同志说起三大政策，并劝大家要遵守;而当时他所说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联俄、农工。同现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见得三大政策的内容，在正月时还没有定，而且未经过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于是各军政治部、各报馆、各团体的宣传，只有三大政策，绝不提起三民主义。但我们要知道：第一、所谓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出七个月;第二、所谓三大政策，未经过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的越俎代庖。　本来政策要靠宣传，不过这个政策是共产党代我们定的，也是共产党在替我们宣传，所以弄得外界对于本党很是怀疑。人民方面，有人民方面的联络;党部方面，有党部方面的联络;用什么主义联络?以什么关系联络?这都是要研究的。至于说容共，究竟是有条件的容，还是无条件的容?也须加以考虑。还有农工政策，也要以这样态度来研究。总而言之，所谓政策，一定要将他们的内容解释清楚;不然，使一般人听了，只是迷离彷徨，不知所从”[21]，胡汉民随后提出了“统一口号案”。

崔书琴：“过去，中共常说只有他们才是三民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提出了一种‘革命的三民主义’，使其有别于‘旧有’的三民主义。将联俄、容共与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他们借口孙中山先生说过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来谴责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不应该反共。尤其是宋庆龄最常利用前面所引的遣教，来为投靠中共与俄帝做辩护”[22]。

林家有、周兴梁认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产党人率先使用的，并非出自孙中山本人[23]

张玉法：“三大政策是武汉国民政府受苏联、中共控制时期所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提出，中共再宣传此政策来自于国民党中央，才会以讹传讹”[24]。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650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650-652页

[3]廖盖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海燕出版，8页

[4]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51页

[5]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41页

[6]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59页

[7]杜魏华，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斯内夫利特在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52页

[8]盖军主编，新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页

[9]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270页

[10]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90.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91年，22页

[11]吴剑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

[12]Clip

[13]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552-556页

[14]罗家伦，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16辑，2853

[15]蒋永敬，孙中山先生与三大政策，珠海学报，第15期，56页

[16]宋进，新三民主义概念的提出过程考析，中共党史研究，第五期，1990年，48页

[17]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558页

[18]克思明，容共还是联共：论国共双方的曲笔与直书，共党问题研究，共党问题研究编委会，28卷10期，93-113页

[19]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一册，辛亥革命史　，53-54页

[20]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 in China, 1918-1927 392-393页

[2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552-558页、602页

[22]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传记文学出版，9页

[23]林家有、周兴梁，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四川人民出版，123页

[24]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联经出版，206页

[25]新三民主义，四川大政网

二、三民主义的时代内涵

1.三民主义的借鉴意义：

(1)三民主义不仅旨在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并存的三个基本问题，而且民族、民权、民生始终体现出国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国家政权的若干个基本方面，因此是国家发展、政党执政、社会进步的各个时期始终要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2)民族、民生、民权根据国家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同，都至少分成两个以上阶段，例如，民族主义至少可以分为未独立时谋求民族独立，已独立时维护国家统一这两个阶段;民权主义至少可以分为先武装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进而逐步完善法治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障民权这两个阶段;而民生主义至少可以分成先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进而不断提高其物质文化水平的两个阶段。一个国家，往往并存着民族、民生、民权不同的发展阶段。

(3)民族、民生、民权存在一定的前后衔接的时间关系，例如，一个国家只有先取得民族独立，建立了政权，才具备开展民生和民权建设的基础。因此，从大的脉络上来说，民族主义在前，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后。从阶段上来看，是基础阶段重于发展阶段，只有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建立了人民政权、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谈下一阶段的民族崛起、民主法治和民生繁荣。因此，可以因基础需求而延后发展需要，但不能为发展需要而废弃基础需求。

2.三民主义的历史视野

以2011年为历史结点，纵观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历史三百年，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时间大致约为一百年。由于每个阶段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水平并不一样，因此每一百年中国的发展主题和发展道路也不相同。

第一个阶段是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上一百年。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中华民族与殖民侵略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大众与封建专制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一百年中国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是取得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也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主题就是实现最基本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国将不国”的这一百年里，民族民主革命是基本方式和时代主题，民生建设则难以系统展开。

第二个阶段是自1949年到2049年的这一百年。这一时期最根本的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一百年中国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主题首要是基础民生，在此基础上，捍卫国家主权，保障人民权利，并推进社会建设。这一百年的路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第三个阶段是自2049年到2150年的下一百年。通过前两百年的持续发展，国家主权得以捍卫，民生建设得以保障，中国将有可能从积贫积弱的弱国转变成国强民富的强国。这一时期，最可能的时代主题将是中国人民在国家统一稳定、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自主构建成熟的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并建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最终成为民族、民生、民权均得到充分伸张和保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这三百年间，中国将分阶段完成奠定主权基石(民族主义)、夯实经济基础(民生主义)、建成公民社会(民权主义)等三大历史任务。同时，每个阶段的发展主题也并不单一，往往兼蓄民族民生民权三个方面的不同阶段，但中心明确，各有侧重，主题突出，发展步伐扎实、稳妥、坚定，符合了国家发展的科学规律。

3.三民主义的时代内涵：

民族、民生、民权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在不同历史阶段，三民主义也会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当今中国，三民主义分别集中体现为爱国主义、民主法治和社会建设。

第一，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为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屹立世界东方千年不倒。通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并捍卫了国家主权。但是，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分裂势力仍未消停，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因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基于爱国主义，中国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为祖国的兴盛和进步，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平和团结是各民族之间的主流，民族团结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愿望。

基于爱国主义，中国人要自觉维护祖国统一。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至今尚未完全实现国家统一，同时，还存在少数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倒行逆施，从事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恶劣行径。为了促进国家统一大业，我国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并依此方针顺利地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现在，只有台湾问题暂时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潮流不可阻挡，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

基于爱国主义，中国人要自觉维护主权独立。当前，还有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附庸。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权。所以，中国人要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独立。

第二，民权主义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为民主法治。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加大，步伐加速，党内民主不断加强，决策程序日益规范。在此背景下，我国正在加强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此进一步保障民权。

加强民主法治，要继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民主法治首先体现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决策机制、监督制度，以及在市、县扩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试点等方面积极推进。特别是十七大以来，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成为全党的共识。

加强民主法治，要继续坚持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通常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者指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它包括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前，通过多年不懈的立法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下一时期，要继续健全和完善法制体系建设，以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推动中国由成型的法制国家转变为成熟的法治国家。

加强民主法治，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也证明了与之配套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初具成效的。下一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围绕保障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全面推进，特别是在党政关系、府际关系、政府规模、两会制度、决策机制、政务公开、反腐倡廉等人民关心和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上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民生主义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为社会建设。广义上的民生概念，即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畴。这是孙中山为民生主义立论时的用义。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从社会层面上着眼，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由此可见，从社会层面上着眼来改善民生即社会建设，是当前民生主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