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准确数字和科学分析相结合，从而展示了包身工制度的严重后果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决定了报告文学必然要使用较多的统计数字。这篇作品就用了许多统计数字，例如：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这里的数字，表明住处是多么拥挤，平均每人大约只有半平方米睡觉的地方。

“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高温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人所能想象的了。”这里的数字，表明了劳动条件是多么恶劣，身体要遭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

“包身工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大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而以芦柴棒为例，仅两年时间，“带工老板在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这里的数字，表明了剥削量是多么惊人!

这些数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精确，象每人每天平均吸入0.15克花絮，就是经过长期深入调查得到的精确数据。老板从芦柴棒身上两年共榨取二百三十块钱，是和芦柴棒的平均日工资相吻合的。精确的数字，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使之更具有生命力。

作品运用统计数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数字进行科学的分析。作品说到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膨大时，举了一个例：“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1902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通过前后数字对比分析，证明了“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的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的结论，有力地揭示了包身工这一罪恶制度的严重后果。同时，在这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日本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的论断，这是强有力的血泪控诉!

纱厂飞跃膨大，这是罪恶制度严重后果的一个方面，由于它的膨大，又加速农村的破产，更多的饥饿的农家儿女流入城市，包身工的数字大量激增。这里，作品又提出了精确的数字，“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即使用最小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而这大量的包身工，由于生活条件、劳动条件的恶劣，饱受摧残凌辱，能够做满三年期限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换言之，就是有一万左右的人在三年内要因受折磨而死亡。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促使中国农村破产，大量农家儿女沦为包身工;包身工的激增，又滋养着帝国主义纱厂膨大。如此循环不已，这就是这一罪恶制度的严重后果。作品正是用精确的数字和科学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四、形象生动的语言，加强了人们对于包身工制度的憎恨

语言精炼、形象、生动，是这篇作品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加强了读者对于包身工制度的憎恨。

作品描写人物的语言，精炼简洁，形象鲜明，常常是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了人物的特征，给读者深刻的印象。例如，作品开头写到“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在吆喝着女工们起床，只用一句话写他的穿着，抓住了特征，表现了他的身份，也流露出了作者的憎恶感情。经过一阵吆喝，女工们忙着起床了，工房就象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人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这里写这个打杂快速的连续动作，写他踢人时用了“虎虎地”这个状语，十分逼真地表现了这个凶暴的流氓本相，语言十分简洁，而又形象鲜明。

语言的形象性不仅表现在描写人物上，可以说到处都有。例如说带工老板“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就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流氓的性格，说“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比喻新颖贴切，形象鲜明，表现了包身工们没有半点自由的受压状态。写到纱厂车间里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时，也用了生动的比喻。“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声”这两个隐喻，写出了远处的听觉感受，接着，用了“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磨擦”四个排比句子，然后把“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比喻成“好象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就象听到车间里的巨响一样。用“爱作弄人的小恶魔”来比喻无孔不入的飞絮，加强了读者的厌烦感觉。作品还特别用了“你就可以听到”、“你的听觉”、“你可以假想一下”、“有人在你面前”等语句，这种唤起读者已有的生活经验的语句，能够丰富读者的想象，使读者产生身入其境之感，因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通过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是作品的语言特点之一。包身工这些奴隶，虽然是会说话的工具，但也没有多少说话的权利，作品没有写到他们的对话，但写包身工的压迫者时，对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每一段对话都生动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芦柴棒生病时，打杂的说：“假病!老子给你医!”打杂的向芦柴棒头上泼了盆冷水，寒冬时节，她反射地跳起来了，老板娘就笑着说：“瞧!还不是假病!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两个人的话都表现了狠毒的本质。但又不完全一样，打杂的粗暴，而老板娘则显得狠毒而又阴险。鲁迅先生说：“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是警句，象“罐装了的劳动力”，“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我也想警告某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就都是非常警辟的句子。这些警句，是作者运用正确的观点，深入地观察现实生活，把从中领会到的思想压缩在极其简练的语句里，因而显得简洁、生动、含蓄而有力量。

总之，语言上的成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加强了读者憎恶这罪恶制度的感情。

《包身工》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夏衍同志1928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就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文艺工作。写作《包身工》时，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到日本纱厂和工房门口去调查和观察实际情形，和工人交朋友，这样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取得了丰富而真实的材料。可以说，革命的立场观点，丰富的生活积累，正确的科学分析，饱满的政治热情，不仅是作品思想上成功、也是艺术上成功的决定因素，因为“重要的艺术技巧问题是要依赖作者人生观的深度，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来解决的。”(法捷耶夫：《谈文学》)

语文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社会学科，学起来比较吃力，还有的同学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略谈包身工的写作艺术来给大家补充一下本节课所缺内容，【高一语文包身工基础】【高一语文上册包身工练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