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家长20年教子巨大焦虑背后

●他们试图从书中寻找教育法宝

●他们对“好孩子”的标准也从“全能”的小超人变为身心健康的普通小孩

周伟励第一次听说狼爸萧百佑是通过网络上的新闻，也正是看到这条“把孩子打进北大”的新闻让任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的他内心感到一丝不舒服。

11年前，正是他第一次将“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引进了中国的图书出版界，他主持出版的留美博士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甚至比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还要早向中国家长系统地介绍素质教育。

所以看见“狼爸”热卖，这个老出版人有点坐不住了。

他回忆，那是2011年11月一天午后，广州冬天有夏末的感觉，看完“狼爸”的新闻后，他就开始在办公室里不停踱步，年近60岁的他素来注重中医养生，轻易不开空调，但在那个午后，他把空调从25摄氏度一直调到20摄氏度，才终于觉得自己郁结的心情稍微有些舒展。

令这个在广州工作30年的出版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他孩童时代已经被厌恶的打骂教育居然又重新高调地进入公众视野。

“不是说绝对不能打孩子，但‘狼爸’的理念，我不能接受。”周伟励用近乎倔强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

90年代的教辅书时代成绩才是硬道理

陈虹(化名)，现任广州购书中心教育书籍分管主任，1999年入职。

入职前，当时还是图书导购的她不止一次听前辈说起，家长们抢购教辅书籍的疯狂，“每年两假(寒暑假前后)累死人。”当时的她不以为然，“大学扩招都一年了，应该不一样了。”

但就在同年，陈虹亲眼见证了，开学前夕，学生家长抢购教辅书籍的“火爆”场面。

当时在学生两假前，整个广州购书中心，近千平方米的二层平台，人山人海。家长似乎也没有标准，多是慕名而来。

每逢这个时候，陈虹所在的广州购书中心都要启动“应急预案”，人手临时增加一倍，原本放书的过道清空，收银台加倍开放，可是近十米的长龙仍旧能保持整整一天。陈虹说，就好像广州第一家H&M(瑞典一服装品牌，在广州首开分店时，300人提前两小时在门口等候)开门时一样!

彼时出名的教辅书有，黄冈兵法、海淀试题、一课一练等，这些教辅书的扉页或者背面都有成功案例或者直接是书中前几页就印着看了此书而考上状元的头像。

陈虹觉得，那个时候的家长们也不管合适不合适，孩子做完做不完，直接将书扫下书架，抱了厚厚一摞。

1999年的购书中心，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家长们才缓缓散去，累得快散架的陈虹忍不住发牢骚，“有必要吗?”

身边一位家里有小孩的前辈听见了，郑重地回了一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去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掉下悬崖。”

陈虹说，在六七年前，那个以应试教育为主导、教辅书卖到手软的年代，1.5万平方米的购书中心里留给素质教育类的书籍仅有五六面书架，“不过百来本，能卖出去就算不错了，别提畅销。”

彼时的中国家长还没听说过“家庭教育”这个词。

第一代中国“好孩子”

《花季雨季》中的那个勤奋女孩谢欣然

陈虹描述的这一切，1991年入学的“80后”的阿蔚深有体会。

她回忆，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同学们的桌上就陆陆续续摆上了教辅书，上了初中此情此景更甚，“好孩子”每天埋头做题，甚至互相较劲，专挑连老师都觉得头痛的选作题，一道数学大题有时甚至要花上整整一天来琢磨。

“80后”阿蔚经历的时代，最被中国家长们接受并记住的“好孩子”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1990年出版的畅销书《花季雨季》中的主人公谢欣然。

在书里，谢欣然是一个家境贫寒却勤奋爱学的好孩子。阿蔚记得，当时不少中小学都开展了《花季雨季》读后感评比活动，邀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学习书中的内容。

大人们也会引导孩子，“要像谢欣然学习，不要早恋，一定要考上大学……唠唠叨叨地就这几句。”如今25岁已经工作的女孩阿蔚学着小时候父亲教育她的样子粗着嗓子复述道。

阿蔚说，其实那个时候，她们都“烦”谢欣然。为啥?“太装了!”

她还记得《花季雨季》书中有一段这样描写谢欣然的：“欣然渴望成为一名大学生，从小就想，她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别上名牌大学的校徽，为父母争光，满足自己的心愿。……大学四年将全面地充实一个人。欣然渴望充实，她要上大学。”

“你觉得对一个高中生来说，这样的想法现实吗?”阿蔚反问。

“误尽苍生是语文”

教授被语文试题考倒

教育领域迫切需要“一股风”

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周伟励说，其实，阿蔚的这种“不现实感”不是个案，其实早在90年代初，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国内开始有专家学者提倡素质教育，但社会普遍认同度仍不高。

20世纪末，大学扩招政策开始实施，一场关于语文教学的大讨论不期而至：著名作者王蒙和北大教授钱理群公开表示曾被高考语文试题考倒，媒体更直指“误尽苍生是语文”。

“作为出版人，当时我的思考还不太清晰，只是隐隐觉得，中国教育需要一股风，一股来自大洋彼岸清新而凛冽的风。”周伟励回忆说。

也正是在应试教育最盛的年代，20世纪1999年，留美学生黄全愈从大洋彼岸给周伟励带来了这股风，来稿原名叫《跨越文化的旅行教育篇》。

这本书的作者黄全愈在引言中说，“我不是教育理论权威，我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和成功的实验，对许多教育问题我也找不到完整的答案……我只是想把我这些年来的疑问对比和思考，用我的家庭的亲历和见闻平白地叙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