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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之初

创建进山中学时，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已相继爆发。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弥漫全国，影响甚大;同时，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阎锡山设立进山中学，对外宣称是“为救济天资聪慧学行兼优之贫寒学子”，实际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科学，为自己培养“人才”;二十为了抵制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阎锡山对于共产主义学说，主张“用主义对主义”，为此，他编造一套反动理论，例如“兵农合一”、“物产证券”等等，于是创办进山中学，决定从中学抓起。但是，客观事实的发展并非阎锡山所想像的那样。进山中学一成立，早期共产党员何雁秋、谢赞尧，进步教师马天启(别号乾符)、张暂成、邓初民等就受聘就教于此。在当时世界和中国革命潮流的推动下，经过他们的启蒙教育，进山中学就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迅速觉醒，追求进步，热爱马列主义，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进一班学生纪廷梓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

进一班学生纪廷梓，又名文波，字敬亭，太原市南郊小店镇人，一九零三年出生，一九二二年由山西省一中转入进山学校。纪廷梓在学校学习优秀，担任学生会主席。一九二三年加入新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太原团地委书记。秋季，他和张叔平，彭真建立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张叔平担任书记，傅和纪为委员。这一年，纪曾赴广州参加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六月，又代表山西省学联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返回后，两次均在进山中学作过传达报告。

一九二五年秋，党组织派纪廷梓到苏联东方革命大学学习。一九二七年归国后，曾担任京绥铁路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机要员。一九二九年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长。一九三零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同年十二月三日，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一九三一年十月七日，被敌人杀害狱中。时年仅28岁。

一九二五年冬，进山中学正式建立党支部，书记毛源，组织尚文，宣传高仰慰。支部成立时，山西党组织负责人王瀛曾出席。

从建校之初到抗日战争爆发，随着全国出现的民主主义革命高潮，太原地区开展了一些民主革命斗争，进山中学进步师生在太原市区和校内也曾积极参加并开展过一些革命活动和斗争。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山西国共两党组织共同领导了一次针对阎锡山的反房捐斗争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八日，在纪廷梓领导下，进山中学学生冲出学校，协同其他学校进步学生数千人，组织起来，前往省议会、省公署游行请愿。阎锡山慑于人民群众的威力，很快发出文告，引咎自责，撤销了征收房捐的决定。

(二) 反帝运动

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配合全国各地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太原市党支部领导下，成立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组织学生罢课，开展为受难同胞募捐活动，并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进山中学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反帝运动。为了动员群众，为惨遭杀害的同胞雪耻，张平叔和纪廷梓在市区创办了一份党的早期刊物《铁雪周报》(后改名《雪耻周报》)，由纪廷梓主编，内容主要是推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唤醒民众，同时在纪廷梓组织和领导下，进山中学同学也办起各种小报，开展反帝爱国活动。同学们写文章、痛斥英、日帝国主义，声援全国全市人民的反帝斗争。

(三) 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

一九二七年李大钊殉难后，中共太原支部在“国师”组织追悼大会，为阎锡山军警所破坏。进山中学国家主义分子，乘此机会，利用《醒狮周报》发表文章，散布反动言论，引起进步师生气愤。根据党的指示，高远征曾组织进行斗争。夏季一天晚自习，由毛源、高仰慰、尚文带领一部分左翼同学，驱逐周×等人出校。以后高远征又以“革命同志会”身份，在校外奔走呼号，带领群众给国民党右派以有力打击。

(四)不畏牺牲，坚持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阎锡山与国民党互相勾结，在全市各大、中学进行“清校”罪恶勾当，派军警人员闯入学校抓捕共产党员，迫害进步师生。在赵一峰校长和杨贻达等进步教师的掩护下，进山中学进步师生幸免于难。

一九二八年，学校党组织遭到破坏，徐作霖和姚庆惠被捕，生物教员何雁秋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同志奉命撤离学校，进步学生以正常学习为掩护，仍留在学校。一度时期，学校斗争形势有低落，但学校革命力量基本保存下来，没有受到重大损失。

一九二九年，宋振寰(别名宋日昌，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王冶秋(解放后任中央文物局长)、李舜琴(解放后任中央教育部司长)、张伊林(又名张一麟，山西大学教授)等从华东、华南逃脱国民党的迫害，来到进山中学任教，以后又增加国文教师杜星垣(又名杜春红，解放后曾在陕西妇联工作)、英文教师郭怡荪(现名郭绳武，解放后曾任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棣华(解放后在中央作外事工作，曾任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从此，学校又出现了新的斗争形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青年的愤慨，也燃起了进山中学师生的胸中怒火。十二月十八日，太原市各大中学学生为要求到南京去请愿，到省党部游行，举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国民党右派苗培成、韩克温下令向群众开枪，打死进山中学初一学生穆光政，造成震动省城的“一二·一八”惨案，激起省城各界的强烈愤慨，也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经过斗争，把苗、韩之流驱逐出山西。事后，由太原市学联主持，在中山公园(现儿童公园)为穆光政同志举行追悼会，并树立“穆光政烈士纪念碑”。

一九三二年初，进山中学成立抗日救国学生会。六、七月间，又建立“中国教职员联合会分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分会”和“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分会”(简称“教联”、“左联”和“社联”)。这些组织的建立，又推动了进山中学师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进山中学的这种斗争形势，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学校被迫停办。

抗战时期

一九四一年秋，进山中学在晋西隰县复校。在赵宗复同志领导下，学校革命形势又有了新发展。这一时期，进山中学在赵宗复领导下，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解放区学校，也不同于日伪统治区学校，也不同于国民党大后方学校。在阎锡山的统治下，学校运用合法斗争的手段，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进山中学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史，分为两个阶段。

一、从复校到抗战胜利。这一阶段，正值抗战中期，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赵宗复为领导的进步师生，紧密团结，艰苦奋斗，一面坚持上文化课，一面积极开展学生民主运动，并且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运用教学手段，宣传抗日，宣传革命，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壮大抗战力量，培养革命人才。当时在隰县南关总校大门两侧书写一副对联：“联系广大群众，团结革命力量”，以此为准则，带领全体师生进行革命活动。

复校初期，学校进步力量是比较强的。进步教师有阴纫斋(后入党)、郝毅亭(原名肖雷，河南人，音乐教师，后由剧宣二队介绍到解放区去)、刘锡毅、梁维书(共产党员)、刘鑫、李淑荫、杨友多(时为后补党员)、李建堂(图书管理员)、吉伟(国文教师);进步学生有师二班学生乔亚等。他们分兵把守各个方面，都是学校依靠的骨干力量。

这一阶段，学校开展活动，以宣传抗日、倡导民主进步为中心，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一)、通过课堂教学，运用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培植学生民主爱国思想。学校所用课本，部分购自西安，部分教材如语文、音乐等，则自行编选刻印。语文选有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杜甫、陆游的诗词，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还有林觉民、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诗文和法国作家都德的名作《最后一课》等。音乐教材则选有聂耳、冼星海及其他进步作家的歌曲。学生学习这些作品，受到很大的感染和教育。据校友来信说，他们学了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诀别妻书》和都德的《最后一课》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也增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学习了《满江红》，同学们都引吭高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二)、开展课余演唱活动。学校成立合唱团和剧团，在“剧宣二队”的帮助下，由吉伟具体组织排练，经常演唱革命歌曲，排演进步戏。一个时期，《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叫老乡》、《青年进行曲》、《跌倒爬起来》等歌曲在校内非常流行，师生人人会唱。通过这些歌曲的战斗内容、激昂的旋律，宣传抗战，宣传进步，对师生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一九四三年赵宗复从延安带回《兄妹开荒》、《一朵大红花》、《牛永贵受伤》等秧歌剧本，一部分送给“剧宣二队”，一部分留在学校剧团。剧团选定《兄妹开荒》剧本，为迷惑外人，稍加修改，经过排练，在学校操场公演，师生感受很深。

(三)、以图书馆为阵地，开展新文化宣传活动。尽管学校经费很困难，仍然尽可能地满足图书馆买书的需要。购买图书，表面上“兼容并蓄”，但重点在进步书刊。当时学校从八路驻晋办事处弄来一部分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除有些党内书刊严加控制非经校领导准许，不得随意借阅外，其余均放在图书馆供同学阅读。一部分新书刊，其中大部分从“读书生活书店”订购的。为应付反动派检查，在一些书刊上常打着“特种书刊，禁止流通”字样，但实际学生都可借阅。在学校领导的倡导下，学校积极开展读书活动。开始到图书馆看书看报的人很少，后来愈来愈多，逐渐成为风气，为启发学生思考，学校领导提倡结合实际读书，反对死读书，指导学生学会读书。

(四)、建立社团组织，出壁报，编写小报。大约从一九四三年开始，校本部初二二班李成泉、白钟祥等同学先办起一份油印小报《晨光》，接着有些班的学生都办了类似的小报。其中以杨盛钦等办的《投枪社》较突出，旗帜鲜明，富有斗争精神。学校领导发现后，就大力加以扶植和推广。为时不久，四个分校就办起了二、三十个社团组织。所有组织都由学生自由组合，多数倾向进步。以后在学校较有影响的组织，除了“投枪社”，还有于润沧(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光锐(现名何文，曾任本校副校长)等办的“海啸社”;卫兴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凯明等办的“三一园地”;王哲人(曾任四川科技报主编)、武晋鑫(现名石力，曾任中共广西南宁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等办的“流火社”等。他们运用小报或壁报的形式，探索人生的奥秘、社会的发展、青年的出路、文艺的形式等问题。开始是以学习为主，到后来，有些社团，尤其是“投枪社”就成为学校开展学生运动的一支力量。

(五)、实行有进步特色的军训和军事管理，成立射击团，培养杀敌本领。进山中学复校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学生除了学文化，还要学军事，过军事生活，学会打仗。这在许多学校都一样，进山中学与之不同的是以进步思想作指导。当时赵宗复提出口号是：“全国人民都当兵，我们亦当如此;全国人民都劳动，我们亦当如此。”他从延安归来后，还亲自编写了一首劳动战斗歌曲，大意是：“生产生活战斗一起合，我们来唱劳动歌。全国人民都当兵，为国家，保人民，进山儿女一起受军训。”军事训练课，每周四课时，分两次进行。训练科目，从兵制式教练到排练野外勤务，均进行过训练。学校有几十支步枪，两三挺轻机枪，平时放在军训处，出操时便由同学扛出来操练。在普遍训练的基础上，学校还特意挑选数十名思想好，体格壮的学生组成一个射击团，又叫刺枪队，由军训队长刘鑫负责指挥，进行打靶训练。

解放战争

二、从抗战胜利到太原解放前夕。学校迁回太原后，剧宣二队已经撤离山西，此时革命斗争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前一阶段，阎锡山排斥国民党在山西的势力，三青团分子跟本不敢公开活动。此时阎锡山看到他的“独立王国”难保，就和蒋介石勾结起来，加紧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因此在太原地区个大中学的三青团分子开始抬头，并且猖狂开展他们的活动。在这种新的历史情况下，进山中学进步师生所进行的斗争就更为复杂尖锐。

(一)、坚持民主，宣传革命，与三青团及反共势力作斗争。

前两年，学校工作重点除了办学以外，仍在开展学生民主运动。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前一阶段基础上，学校继续把图书室、政训处和“投枪社”等社团组织作为据点，团结广大师生，开展工作。

乔亚毕业后，留在学校担任音乐课兼图书馆工作。一九四六年秋军训工作结束后，刘鑫到图书馆工作。他们冒着风险，又搜购回一批“禁书”，组织同学们阅读。

为了及时宣传革命，指导工作，学校通过阴纫斋(时任翻译工作)设法从美国救济署给学校购进一台英制五灯收音机，放在校长办公室的暗室内，由刘鑫负责掌握收听和记录，组织一定范围内的进步师生，每天收听延安广播。以后，淮海大捷、北平和平解放等重大胜利喜讯，就都是通过这台收音机听到传给学校师生并通向社会的。

当时，学校的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愈来愈多。“投枪社”等组织已成为学校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杨盛钦在他为“投枪”壁报写的题为《姐姐妹妹站起来》的发刊词中，愤然提出：“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苦闷、徘徊和忧愤之中，要站起来，同他们干!”的革命行动口号。

一九四六年六月王纪堂离开进山中学，由韩健民担任校分会专职特派员、副主任特派员和政训处主任，李建堂协助工作。他们为革命都做过不少工作。积极参加校内的进步活动，韩健民还在校外发展了国民师范同志会负责人李祥瑞和随阎锡山长官部工作团的同志会负责人尚勉旃、李心平为革命力量。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阎锡山当局同太原三青团掀起反苏、反共活动，在海子边召开“爱国护权”运动大会，阴谋策划反苏游行。事前，三青团以山西大学学生会名义通知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山西大学召开筹备会议。乔亚代表进山中学学生会去参加会议。在会议进行中，他和三青团分子进行了辩论和斗争。他在发言中列举美帝国主义者在华罪行和其他帝国主义侵华的事实，提出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当天在大会进行中，进山中学朱斐(担任过第三届学生会理事长)登台发言，提出：“我们不允许任何一国侵占中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干涉中国的内政，谁侵占中国的领土，干涉中国的内政，谁就是帝国主义，我们就要打倒谁!”朱斐的发言稿，是事先经过赵宗复修定的，逻辑性很强，驳斥得敌对分子瞠目结舌，无可奈何。当游行即将开始时，卫兴华从人群中站立起来，挥臂高呼：“报告主席，我们反对游行!”于是进山中学率先推出会场，国民师范及其他学校的学生相继也退了出来。会场上乱成一团。终于挫败了阎锡山当局的阴谋。

同年五月，进山中学响应上海、北京等地大中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运动，在学校举行集会，抨击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黑暗反动统治。赵宗复念了一首自嘲顺口溜：“人家称我老夫子，不如公馆老妈子，同是一样哄孩子，人家吃饱我饿死”。其他师生也相继登台，作了发言，抨击黑暗，歌颂光明。

(二)、为解放太原做贡献。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省城人民反抗蒋阎反动派的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敌人垂死挣扎，愈加疯狂地进行反扑。

一九四七年七月，阎锡山下令调赵宗复离开进山中学。师生闻讯，义愤填膺，经学校领导同意，于十月间，听课三天，采取“营火会”形式，举行一次欢送赵宗复大会。当晚，操场上篝火熊熊，在会场周围悬挂着“民主、死亡”四个横幅大字。同学们围着篝火，满怀激情，朗诵欢送赵宗复的诗文，赞扬他治校的功绩，并诅咒反动统治者的死亡。全体师生佩戴绿布条，以表示朝气蓬勃、永远长青、进步不已气概。大会临结束时，师生齐唱《进啊!进山的同学们》，那高亢的歌声荡漾在学校的上空，经久不息。

同年八月，刘文瑞(原为进山中学职员，当时在《青年导社》工作)被阎锡山特种警宪指挥处扣捕叛变。赵宗复得知后，立即通知乔亚布置应变办法。为保护王天庆，决定乔亚等人留下，让王麟庆去通知王天庆迅速撤离太原。王麟庆未赶到三营盘机甲队之前，王天庆已被抓走，以后牺牲在狱中。王麟庆从此即奔赴太行二分区，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八年，王麟庆从解放区返回太原执行任务，行至洋灰桥(现迎泽大桥)时被敌人抓捕。受尽酷刑、毫不屈服。最后亦牺牲在狱中。

在此期间，阎锡山派警宪指挥处韩宪章、韩清溪坐镇进山中学，搞“三自传训”，把一批无辜青年，扣押在军训总指挥处。为迷惑敌人，韩健民等同志布置一场假斗争，把阎锡山军长于镇河之子于润沧作为对象，进行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同学们才被释放出来。

敌人的镇压，决吓不倒坚强的战士。此时乔亚、刘鑫等在赵宗复领导下，配合“909”情报站，积极搜集阎锡山城防军事部署情况，韩健民、梁维书等同志，在校内领导进步师生继续进行最后斗争。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他们绘制一份阎军第一、第二道防线军事部署图，派曹瑞亭送往解放区，还带有赵宗复亲笔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曹行至榆次越过封锁线时，被敌人发觉扣抓。次日凌晨，赵宗复、乔亚、韩健民、卫吉祥、梁维书、杨友多等皆被捕。后经斗争，阎锡山将赵宗复、刘鑫等人释放，只将乔亚继续扣押在狱中。一九四九年二月，乔亚组织越狱，被人告发，遂被杀害。

赵宗复等人出狱后，在敌人严密监视下，他们仍继续为党工作。根据党组织指示，他们活动敌军一个汽车连，策划打开一条通路，撤离太原。在他们积极部署计划时，被阎军团长李子发向梁化之告发。一九四九年三月初，敌人逮捕了赵宗复、刘鑫、梁维书、韩健民、卫吉祥、李建堂、李祥瑞、尚勉旃和李心平等同志。逮捕后，赵宗复被单独囚禁在阎锡山家后院一间屋子里。四月二十三日晚，梁化之和阎锡山五妹阎慧卿自焚前决定处死赵宗复，指使一个卫兵去逼他服毒自杀。进过赵宗复说服，派去的卫兵翻然醒悟，不但未加害于他，反而将他保护起来。约两时后，解放军先锋冲进绥署大院，赵宗复终于得以死里逃生，重见天日。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敌人公开枪杀了刘鑫等八位同志，时人成为“八君子”。同年四月太原解放前夕，杨友多同志受命前往首义门与解放军先遣部队联络，不幸中流弹牺牲。

苦难的岁月已经过去，进山中学许多革命师生，从早期的纪廷梓到太原解放前夕的乔亚、刘鑫等同志，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悲壮的凯歌，为党立了功，为学校铸造了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的英名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和进山中学广大师生的心中。

7办学传统编辑

初始建校

建校之初，赵一峰在办学上受前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思想影响，主张“兼容并蓄，发展个性”。聘用教师，偏重其知识才能，而不很注重其政治倾向和学术派别，因而聘用了不少思想先进，学识丰富的知名人士。

课程设置，初、高中共同科目有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和体育。初中加设动物、植物、矿物、音乐、美术、手工课;高中加设党义、社会学、文史学、文学研究法、伦理学、哲学、心理学、法文(一九三一年后改上日文)、法制、生物课。此外，还开设经学、书法两门选修课，每周一节，不予考试。所用教材，一部分是固定课本，一部分为高中英文、法文等采用外国原文教本，一部分例如国文、文学史、文学研究等，则由教员自行选编。国文教材，因任课教员而异，一般以文言较多，也选有胡适、周作人等作家的白话文。体育课侧重国技、普通操。手工则上劳作，选择校园空地，种植花木菜蔬，练习农耕。

在教育实施中，学校采取“全人教育”的方针，以“道德教育(德育)与艺的教育(智育)”并重。一方面注重“发展理性，引导学生自身觉悟，而培养其高尚优异之人格”一方面注重“发展学生智能”尤注重课外自动研究，以训练“其精深绵密之思想。”同时学校还注意“提倡音乐、美术与体育”，以调养学生感情，改善其生活，“扶持其正当之方向”。对学生总的要求是“端品正行，谨勤学习”

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学校主张采用“启发”的方法，不主张“压迫”强制。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嗜好”，任意去讲各家的学说，自由发展，学校“不加干抑”。教师要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学生。“欲学生不吸烟，先从教员起;欲学生勤劳俭朴，亦先自教员起”。做到“相勉励不相压抑”。但这也不是死板不变的。随着学生程度的高下不同，管理方法也要有“变更”。

在教学上，学生提倡“自动研究”。校领导认为：“人求学问，不是只靠教师课堂的讲授，就能成功的;必要自己专心致志，旁搜博采地去研究才行”。为此，学校为学生专门开设自习室，“极力扩展图书馆”。每天一般上四节课，最多为五节。除了晚自习，山下午均安排有阅读课，教师上课，很注重教法，不是照本宣讲，而是讲大纲，讲难要的。并且还要介绍一些参考资料。学生上课时就全神贯注地听讲。课余时间，很多人就到图书馆去阅读“皆觉功课上的知识不够应用，去图书馆阅书的人日见增多。”有些同学的生活甚至全在图书馆里度过。

鉴于当时“学校之于社会，杆格深甚”的弊端，进山中学创立之始，首标为人做事之旨，在重视学生智力教育的同时，还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为此，在实施中学校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是鼓励学生自治。学校设有执事员和检查员。执事员负责进行全校性的事务，例如：“照料全校秩序”、“传达上下消息”、“召集大众开会及开会时之准备”，“作对外之代表”“督促大众共守学生公约”以及“承办学校委托办理的事项”等，为全体学生投票选举品学兼优且有办事能力的学生担任，任期以一月为限。检查员在在学生寝室、教室、自习室等处均有设置。他们所办事项是：“(1)纠察各地之清洁及照管各部分之秩序;(2)规劝同学使之改劣行;(3)共勉同学使之竭力上进。检查员由学生轮流担任，任期以一周为限。

其二是建立服务生制度，培养学生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立身的道德、做事的经验和为公服务的美德”。

在这样的教育和管理下，学校逐渐形成了“之和之诚之努力不息”的风尚。“教员勤于学(教)，职员勤于职”，“念兹在兹”，不离学生。学生平时勤于学习。每到周末，师生济济，萃于一堂，研讨问题或聆听演讲，时而中间和佐以音乐，诚可谓“乐在其中矣”。学校素重朴学之风，要求学生“务在实际上读书”，不追求“发表狂热”，但为了检阅办学成绩，培养学生关心学校集体思想和写作能力，学校亦较重视发展业余小报组织。最初学校办一刊物，名叫“课业小报”，由学生供稿，经过编选，在校内通道两侧的玻璃框内张贴。后来出刊《进山月刊》，亦由学生投稿，内容不拘。

这一阶段，进山中学制定有校徽、校训和校歌。

校徽的图案，是指省府梅山上得尖顶楼铸造而成的。图案中一座山上耸立一顶尖高楼，具有代表“进山”的含义。

校训为“智、仁、勇”。

到1937年被迫停办以前，学校的教学设备已由初期的图书880余册，少量理化仪器、生物标本、200余件乐器和足、篮、排球等体育设施增至图书2660种近万册;并开设五个篮球场、三个网球场、一个足球场;体育用品增至537件;理化仪器和生物标本增至454种。

至此，进山中学已成为拥有较强师资队伍较厚物资基础和秀丽校园的一所学校。

隰县复校

一九四一年在隰县复校后，进山中学的教育工作则另有了特色。

课程设置，按教育部规定：把“党义”改为“公民”，把“手工”改为“劳作”。取消《诗经》、《论语》等经学选修课，增加军事训练。所用教材，一部分是从后方买来的，英语用的是开明书店版本，语文不用现成的课本，赵宗复和语文老师一起选编教材，由学校的文印室石印活页，发给学生。有的课没有教材，就由教师口授，学生笔记。语文、历史、音乐等课，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内容。语文教材除了鲁迅，郭沫若等地文章外，象《正气歌》、《满江红》、《画网巾先生传》、《五人墓碑记》、《最后一课》、《刘粹刚之死》(刘为飞行员，在对日作战中牺牲)、《与妻永别书》等，都是要背诵的课文。

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学校在那里复校，白手起家，教学设备都很简陋，但是学校对教学工作抓得很紧。每天从早晨六点到晚九点，除了中午有两小时休息外，其他时间也都作了固定安排，不容许任何干扰。形势再紧，也未停过课。

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进山中学高中从22班办至26班，初中从22班办到56班，办了后期师范两个班，简易师范一个班，此外还有两个补习班，共招生两千多人。高中毕业两个班，初中毕业九个班，简易师范毕业一个班，共有五百多人。可以说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山西规模最大的一所中学。

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太原，从此学校结束战时状态，转向正常教学轨道。但是为时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学校师生就处于更为激烈的斗争之中。但是学校仍未曾停课，继续艰苦办学。

学校这一时期学校教师阵容也是很强的(见附表)。多数教师不仅学有专长，而且热爱教育事业，当时学校设有教研组，主要依靠教师个人钻研备课，遇到了问题则同教务主任直接研究。每个教师都能发挥个人专长，恪尽职守。尽管战时条件困难，也都能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认真进行教学。学校领导都代课，专职职员比较少。

师生同甘共苦、共患难，凝结成为一个以进步师生为核心的团结战斗集体。

这一阶段，学校教育有一个最为显著地特点，就是用民主、进步的时代精神来教育学生，来办学，这实际也就是学校的政治方向。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一)提倡艰苦朴素、一律平等。当时进山中学的学生：一部分是阎锡山高级军官和一般官员的子女，一部分是儿童教养院收留的贫苦青年;还有一部分是晋西数县的农民子弟;以及少数从河南、陕西等地流亡失学的青年。学校要求男女一律穿统一发给的粗灰布衣服，同吃小米饭，而且要同劳动。不允许歧视任何人，任何人不许搞特殊。在校内墙上写着“士志于道者不耻恶衣恶食”的大幅标语，勉励学生。学校领导以身作则，衣着简朴。在学校的教育下，很多同学都养成了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不但贫苦子弟思想大有进步，有些上层高级官员子女，例如杨贞吉之子杨盛钦、王靖国之女王瑞书、于镇河之子于润沧，思想进步也很快。

(二)重视劳动教育。抗战时期，学校在隰县西门外租种一片菜地，聘请山西农专毕业的高梅轩劳作教师，每周安排四节劳动课，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在菜地里种菜、施肥、浇水。同时还把校内的空地开辟出来，种了几种瓜菜，也都是学生自己种，自己收，作为学校改善伙食之用。

(三)培养刻苦学习精神。当时学生学习条件相当差。数理化，每二人才有一本教材，上课听讲，主要靠笔记。没有试验仪器，上课“纯属纸上谈兵”，但学生仍能牢固地掌握教材中得公式与原理。没有课桌课凳，每人仅靠一张图板，一个小板凳，把本子放在膝盖上，听课记笔记。作业本都是自己买麻纸订的，用蘸笔尖蘸墨汁做作业。晚自习用的是灯光如豆的麻油灯。但是同学们懂得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懂得抗战时期国家的艰难，大都有较强的学习自觉性。他们每天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就连休息的时间也很少白白放过。当时进山中学学生之所以能如此刻苦，在于教师的辛勤教育和帮助，也在于学校严格要求形成的校风。

(四)民主办学。为活跃学校民主气氛，锻炼学生自治能力，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七年，在校长赵宗复主持下，学校开过两次“进山议会”(实为师生代表会)，吸收教职员、学生会、各社团、各班级代表参加，共商校事。在会上，学校领导向全体师生公开提出，要民主管理学校，团结并依靠全体师生，群策群力，把学校办好。为此，卫兴华同学曾写过一篇题为《进山民主，民主进山》的报道，在《复兴日报》上发表。

这一阶段，学校教育工作虽然仅有九年，但亦取得很大成绩。所培养的初、高中毕业生，很大一部分在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种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还有不少人成为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教授和学者。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卫兴华、机械部设计总院高级工程师李成泉，中国日报社党委书记阴士先、空军工程设计研究局高级工程师刘瑞寅、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葆瑨、内蒙自治区电管局高级工程师李毅民、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阎沁恒，等等。

从早期赵一峰“兼容并蓄、发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到赵宗复的民主教育，进山中学在教育工作上走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进步历程。经过许多进步教师多年的共同努力，也就形成了团结进步、严格自治、艰苦朴素的优良教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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