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吉利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及民族国家的形成

英吉利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民族基础，提供了改革的推动力。

经历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动荡，英国人民深受其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百年战争激发了英格兰人民的民族意识”[7]，人民明白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国家的稳定及太平的生活，人民的民族意识增强。

早在1362年时，国家就通过法令，规定英语为法庭用语。15世纪末时，英语已经“作为标准的书面语被政府文件的改革者所采用”[8](p92)。到16世纪，英语已经代替法语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用语。在此基础上，英吉利民族文学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发展，“地方经济正在向各具特色、互相依存的方向发展”[8](p92)。这种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中古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大同性被破坏无余。到亨利八世时期，英吉利民族已形成，更加强了人民的民族意识。而罗马教廷通过英国教会对人民经济上的长期盘剥使得人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他们迫切希望推翻教皇的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英吉利民族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相伴的。民族国家是此时西欧典型的国家形式。政治上的同一性和文化上的同质性让15世纪末的英国跨入了民族国家的行列。最初的民族国家存在于君主制的形式之下。民族的形成及民族国家的确立对宗教改革起到了强大了推动作用和保障作用。因为民族国家反对任何外来剥削压迫;它支持王权，拥护国王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民族主义还震慑了英国国内的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改革的阻力。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迫切要求

“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9](p292)。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就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及乡绅阶层期望宗教改革，他们要求摆脱罗马教廷及英国教会政治上的干涉，夺得教会的财富，以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14世纪英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城乡迅速发展，中小地主、商人、骑士和富有农民构成的乡绅阶层跟资产阶级一起成为王权的依靠力量。15世纪末后，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与国王的合作关系日益巩固的同时，他们和罗马教皇及英国教会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

经济上，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强烈要求瓜分教产，扩大圈地规模，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以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正是由于英国教会对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及财富的占有阻碍了圈地运动的发展进程，抑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教会的矛盾日益突出。罗马教廷对英国商业贸易和海外扩张方面的掣肘也使得新兴资产阶级渴望宗教改革。15世纪末，英国通过《航海条例》限制外商对英国贸易的垄断，而罗马教皇却为意大利商人在英国的贸易利益向英国施加压力。在海外扩张之中，英国也受到了教皇支持的西班牙的限制。

从阶级属性方面看，推翻罗马教皇及天主教会在英国的统治是资产阶级的近期目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跟封建生产关系是根本对立的。16世纪起，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但此时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彻底推翻强大的封建制度，他们只好利用王权为依靠，逐渐的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

四、威克里夫的思想和罗拉德派的活动为英国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及群众基础

欧洲宗教改革的火花最早在英国迸发。14世纪起，伴随新兴市民阶级的发展及农奴制的衰落，以约翰·威克里夫为代表的市民异端及罗拉德派为代表的市民异端在英格兰开始传播。

威克里夫提出“神恩统治论”，认为上帝将恩宠赐给所喜爱者，并在人出生之前就预定了存在永生，每个人会失之永生，或因得救而得永生。他反对教会拥有世俗权力及财产，反对教阶制度，认为英国作为一个独立实体不应臣服于教皇，反过来为了防止教会腐化堕落，王权应该对教会实行监督，主张英国应建立民族的廉价教会。他的这些思想既符合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继威克里夫后，罗拉德派把宗教改革的思想散布到全国城乡。14世纪70年代，罗拉德派于英格兰出现，他们“抨击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反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4](p272)，其宣传和活动深入人心，当时人说“英国农民中，每两个人便有一个是罗拉德派的信徒”[4](p272)。罗拉德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

威克里夫思想的传播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反对罗马教皇及天主教会、建立民族的国家教会等主张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而罗拉德派把市民异端通俗化，把这些思想传播到了最下层的农民及织工中间，扩大了反教会运动的声势，促进了英国人民的觉悟。16世纪时罗拉德派继续积极支持及推进英国宗教改革进程，并最终使英国加入到了新教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