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与后果之间距离的增加超出了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它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体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所产生的不道德的社会后果之间的一切冲突。随着大多数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得到一长串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功能依赖关系的中介，人们对自身行为缺乏直观的认识，因而道德困境也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使得人们越来越没有机会进一步检审自己的行为，从而做出有意识的道德选择。因为对组织规律的忠诚，参与大屠杀的普通人将道德判断悬置;因为行为道德后果的不可见，他们又实现了对受害者受害事实的视而不见。这些最终造成了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完全受损，因而辨认不出不公正，也辨认不出是非、善恶。历史证明，这种由社会体制生产出的道德冷漠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对整个犹太民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三、道德冷漠的深层根源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或一种“平庸的恶”，本质上是一个如何看待他者的问题。在道德冷漠的情形中，道德冷漠者无视他者，甚至将他者视为非人，死亡集中营中的“杀人三步法”就是一个典型。第一步是取消人的法律人格。在一般的法律中，特定的罪行要接受特定的、可以预测的惩罚。死亡集中营则抛开一般的法律系统，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受害者们就有可能被任意地逮捕和处决。因为公民权利被摧毁，无辜的受害者“无法证明自己的罪行，也就无法获得某种特定的‘可计量的惩罚’，从而完全暴露在专断面前，面临着彻底的无尽的惩罚”[8]。第二步是摧毁人的道德人格。这主要是通过使得殉道变得不可能来达到的。当人们面临两难选择时，这种两难选择不是在善与恶之间的两者择一，而是杀害与杀害之间的两者择一，如何抉择?当纳粹允许一位希腊母亲选择她的三个孩子中哪一个被杀害的时候，这位母亲如何抉择?通过人们在杀害与杀害之间的两者择一，监管集中营的党卫队成功地破坏了任何形式的人类团结，也摧毁了人类的良心。第三步是摧毁人之为人的东西。取消了法律人格，摧毁了道德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人之为人的东西是产生性(natality)，即在自身资源之外开创某种新的东西的能力，这是人类自由之精髓。一旦这种能力被摧毁，受害者们就失去了自发地行动或抵抗强加于他们之上的可怕命运的能力。集中营夺走了个人自己的生命，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亡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曾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9]通过这三个步骤，人的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被取消，而且人之为人的行动能力也被摧毁殆尽。人之为人成为多余的，被等同于动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只是一个“物体”。正是因为使得他者成为非人，道德冷漠者可以完全实现对他者苦难的视而不见，因此，对他者的杀戮也就无异于宰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