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着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