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代中国的美学辞典，其编排体例一直注重信息检索的速率以及信息利用率。这既表现在条目编排常按学科体系分为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以及具体艺术门类等各个部分，也表现在同时设置部首索引和音序索引，兼顾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的美学爱好者的使用需求。所不同者，是总体信息含量的大小以及辞典编纂背后所隐含的学术理念、学术观点，而这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筛选范围以及对词语、命题的解释。可以说，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浓缩了中国当代美学在这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

译介第一部国外美学辞典时，中国美学处于十年内乱之后的复苏期。那时候的美学研究、审美活动似也负有解放思想的重任，人们亟需一本像样的美学辞典作为明辨美丑、探究美学问题的指南。但《简明美学辞典》只收常用美学词语235条，显然篇幅过小且不能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由此遂有《美学辞典》应运而生。后者只重点收录有重要地位的美学家、流派、专著以及在某个艺术领域对美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些常用美学术语，而忽略在世的学者及其著作，所以全书只有673个词条。

此后十年，进入美学辞典编纂的高峰时期。所出辞典中，—部分是供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和广大美学爱好者参考查用的，另一部分则兼顾学术性与知识性，并积极吸收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美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在此得到更加集中的展示。姑举其中几例：

其一，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学辞典》问世时，国内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还了解不多，诸多条目(如“结构主义”、“信息论美学”、“接受美学”等)都属较早引进的西方学说，且对这些概念的剖析也尚不深入。该辞典对于西方自古希腊至当代的所有美学思潮、艺术流派，仅以38个术语条目和151个人物条目作扼要介绍，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阐释尤显薄弱，甚至对于当时西方美学界正在发生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的转向，竟然只字未提。这些都与西方美学的实际情形不大相称。

蒋孔阳主编的《哲学大辞典•美学卷》中，与西方美学相关的条目有近700个，更别说在“美学原理”部分还有专门介绍。该辞典所涉范围既有时代、思潮、流派，也有学说、术语、人物、著作，此外还有美学会议、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学术刊物，视野已经大大拓展。

出版于1996年的《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虽将筛选范围框定在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而且是当代西方美学领域中业已成熟的22个流派，但各类术语与命题达到480多条，总字数达64万。对于这些学派常用术语的辨析多能厘清其来龙去脉，甚至勾勒其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用法及含义。这为学界同人研习当代西方美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编纂者之所以能掌握这么多材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0年代以来美学界大胆引进、译介了数以百计的当代西方美学名著，且有《美学译文》《世界艺术与美学》等丛书或期刊相继译介了许多当代西方美学资料。

其二，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如前所述，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美学辞典，对于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并未予应有的重视，虽然也涉及一些中国美学术语，但无论是内容的筛选还是概念的辨析，都显得视野狭窄或阐释简略，尤其是对《周易》中的美学思想未能充分开掘。《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收录与中国美学相关的名词、学说条目将近440条，人物、著作、刊物条目300多条，对于“拙”、“自然”、“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才胆识力”等此前人们重视不够的范畴或命题都有论及。

至于《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因为有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作基础，故能集众家之长，对中国美学的诸多概念都能作出沿波讨源的辨析，譬如其中的“妙悟”、“雄浑”、“自然”、“文质彬彬”等。但该书在编排上却将范畴和命题混在一起，以致或多或少消解了范畴的普适性与命题的情境约定性之间的差异。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直非常重视。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就已介绍到中国。60年代，学界曾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十年动乱期间，学术研究空寂，而80年代又恢复既往的讨论，并且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向‘反映’论深化，有的向‘艺术生产’发展，有的向‘主体论’拓展，有的向‘形式论’努力，有的向心理学逼近，有的向‘读者反映和接受理论’靠拢，有的着意在‘批评方法’和‘术

语概念’上翻新。”[4]在众多的讨论中，学界对于“美的规律”、“尺度”等核心概念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情形在美学辞典中也有反映。例如，《美学辞典》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作扼要介绍，但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等核心概念并没涉及;《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人物及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美的规律”等词不光有词源学上的考证，还着重介绍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