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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2016-07-22

正是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一点,成为当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这方面的发展只能另文探讨了。这是一篇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 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1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

拘束的减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2 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某种目的将国学"讲坏"。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一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3

结果,在较少受到外患直接压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离的"学术"与"国家"再次凸显出其紧密的关联,4 体现了民初对清季的思想继承。或者说,在意识层面力图区分"学术"与"国家"的民初趋新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学术"与"国家"的关联,两者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心态紧张。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不少趋新学人对于"国学"和"国故学"的定义和学科认同产生疑义,有的学者更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即简单探讨这一现象。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

对已经边缘化并被"证明"无用的中学来说,即使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已相当亲切。其实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动荡于胸中,"国粹"当初确曾较有吸引力,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一度风靡;惟不久即被其主要的倡导者弃用。这部分也因为他们本不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粹",而提倡将传统区分对待,曾重建出别于"君学"的"国学"。且其在试图区别于日本"国粹主义"之时已隐约觉察到"国粹"这一新名词有些问题,也在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表述"国粹"。 5

章太炎在1906年曾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在其1908年的《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但一年多后他将其重要著作命名为《国故论衡》时,则意味着在意识层面对"国粹"的正式弃用,且多少隐含着"反戈一击"之意:"国故"当然比"国粹"更中性,而"论衡"则义本王充,明显有商榷批评之意。6 换言之,即使这中性的"国故"也是可以且应该商榷批评的。

不过,对"国故"这一略偏消极的隐含之义也不能太过强调,就在出版《国故论衡》的1910年,太炎又与其弟子钱玄同等发行了面向大众的《教育今语杂志》,其宗旨便明确首列"保存国故"。7 以"保存国故"取代稍早流行的"保存国粹",似提示着对"国故"之中性意义的强调虽已到意识层面,然基本仍在较随意地替换使用,尚未严格地界定和推敲;盖"保存国粹"要"粹"者乃保存,而"保存国故"则可以是未必"粹"者也要保存,实隐喻着凡国之故皆当保存,倒更像张之洞提倡的存古取向,对即使"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8

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9 他到1940年更总结说:"'国学'一词,本与国医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谓存古学堂,本是呫哔咿唔之化身,不待论矣。以后章太炎谈国故,似胜于前矣。然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自国学专修馆之势力膨胀,此名词[指国学]更通行,然此馆者,私塾之放大也。" 10

无论如何,相对比较中性的"国故"在民初得到采用,部分即因为"国粹"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傅斯年自己在1919年的态度便稍缓和,他那时以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了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运和盘托出了。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天地间事,不进就退,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11 问题在于,即使这更"妥协"的"国故",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使用这一名词的各类人等其实未必具有共识。

毛子水当时就置疑道,"什么是国故呢? 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三纲五常';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四书五经';有些必定说'学海堂经解'是国故;更有些必把'骈体文钞''古文辞类纂''钟鼎款识'……等东西当作国故。"可知"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他根据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内容,以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并增加章氏此书未专门论及的"历史",提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若"不把学术史从民族的历史里分出来,我们简直可以用'中国过去历史的材料'代替国故这个名词"。12

他特别解释"国故的大部分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一点说:"国故的大部分,实在就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是从前人所做的从前人的历史,我们现在不能用他;因为现在人的历史的眼光,十分之八九不应当和从前人的相同,所以我们现在的历史,大部分都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眼光新做出来,方能合用。因此,我们把国故的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历史学"的意思;因前人眼光不同而做出的历史便可以"不看作历史",正是清季中国"无史"论的"现代表述"。惟"国故"既然是历史的材料,则治此材料的"国故学"自然便成为历史学了。

几年后胡适整合并进一步系统阐发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念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可知胡适对"国故"这一词汇的选择正因为它不含褒贬的中立性。他进而明确提出"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 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13

不过,胡适注意到的,在以北大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之前,已有类似的"运动"出现: 古学界青黄不接造成的学术寂寞使许多人产生古学将要沦亡的悲观,结果"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包括梦想孔教复兴者、试图通过保存古文古诗以达到古学保存者、甚至静坐扶乩者。胡适宣布,"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正因此,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者总思有别于已"破产"的旧式学者,"国学"/"国故学"正是他们区别于破产的"古学"的新认同,而"国学的将来"也因此充满希望。

胡适对国故学这一"领域"做出了更具体的界定:"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 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而"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具体列出"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则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十种史。换言之,"国学"就是系统的中国文化史。

这一关于"国故学"界定虽明显可见毛子水的影响,其倾向性却相当不同: 毛氏在讨论"材料"时带有明显的不屑意味,而胡适在强调"不含褒贬"的基础上又提出"国学的使命",显然相当肯定其存在的价值。14 这不久即引起青年读书人的置疑,郑伯奇以为:"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辞,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一种劝人研究古籍的运动呢?还是劝人研究一切中国的--不论古今新陈,只要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中国的国民性、各地方的风俗习惯的一种运动呢?"两者的范围广狭不一,尤其前者"顶好不过劝人用新眼光读古书罢了"。15 郑氏的确看出了以"国学"代"国故学"的问题: 有没有"故"的存在,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异。

前引毛子水所言说明,五四运动前后时人对"国故"的概念原乏共识。这一现象到北伐前仍无大的变化,曹聚仁发现:"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此烨然于外而羌无其物之'国故',即今日国内一般守旧学者所以支撑门面之工具,亦即偏激者流所等之于'抽鸦片裹小脚'者也。"尽管"国故"已如此"臃肿不中绳墨",当时不少人援用国故之名,"从未计及其实;其意盖以为'国故'之名,尽人而喻之"。16

曹氏观察到:"'国故'、'国学'、'中学'、'古学'、'国粹'、'国故学'等歧异名词,在近顷学术界已成一异文互训之惯例;笔之于著作,见之于制度,习焉相望,莫知其非。"他以为,"'国粹'一名,当别为解释,与他名相去甚远。'国学'、'中国[学]'、'古学'三者,与'国故'、'国故学'各不相应。"盖"'国故'者,五千年间中华民族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而国故学与中国文化也不能等同,文化指全体,国故仅指以文字表现于纸片者。

与郑伯奇相类,曹聚仁也认为,胡适说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之对象已考终于'五四运动'之际、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如果"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之为'西'、'太阳'之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

当时一些人以国学为中国学术,遂"以国故学为中国学术史之别名",也不成立。盖"国故与中国学术史之内容与范围非完全相同",国故仅限于中华民族,"而中国学术史则凡在中国地域所曾有之学术,皆所必载";且"国故以'五四运动'为终点,后乎此皆无与于斯学;中国学术史则与时间以俱存,可延长至无限"。曹氏以为,"自有文字以至五四运动,可成为一大段落;五四运动以后,旧有结晶思想皆完全崩坏",中国已进入新的阶段。国故学所研究的,只是五四运动以前这一大段落。

他主张"国故学"才是"科学",并据此否定"国学"的正当性说,"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本来"各科学之命名,当合论理之规范。如天文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天文;地质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质"。而"国学定名之初,非经长期之考虑,但见陈吾前者为隆然之遗产,漫名之曰'国学'而已(夸大狂白热时,则名之曰国粹,以傲四夷)"。故国学"不但不足代表其对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误会"。这样的国学"但有一名足矣,实之存否不计也"。因此,曹氏提出"轰国学"的口号以安顿"国故学",他指出,"国学"的含混造成"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势之所趋,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国学一日不去,国故学一日不安",解决方式只有轰而去之一法。

许啸天则根本连"国故学"也否定,他说,"'国故学'三个字,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中国的有国故学,便足以证明中国人绝无学问,又足以证明中国人虽有学问而不能用"。然相对说来,国故学"还算是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在从前老前辈嘴里常常标榜的什么'经史之学'、'文献之学'、'汉学'、'宋学';那班穷秀才,也要自附风雅,把那烂调的时文诗赋,也硬派在'国粹学'的门下。种种名目,搜罗起来,便成了今日所谓的'国故学'。" 17

而清华学生梁实秋则可以接受"国学"这一名词,他论"国学的性质"说:"国学便是一国独自形成的学问,国学便是所以别于舶来的学问的一个名词"。这样的"国学",实际就是晚清人所说的"中学"。对此梁氏其实也有些保留,盖他以为"学问这个东西,是不分国界的";他也承认"中国在未开海禁以前,所有经天纬地的圣经贤传、祸国殃民的邪说异端,大半是些本国的土产"。现在虽然"杜威罗素的影响也似乎不在孔孟以下,然而我们暂且撇开古今中外的学问的是非善恶的问题不论,为命名清晰起见,把本国土产的学问叫做国学,这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18

蔡尚思稍后总结性地将国学界定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这些人"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始终以为,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19 蔡氏所言不无随意处,如将章学诚也纳入"今之学者",其对吴文祺的主张显然误读(详另文),尤其他将"学术"与"文化"替换使用,皆可议;然其意在强调国学之"大全",的确与多数人特别是曹聚仁的主张异趣。

不论"国学"是否"国故学"的缩写,曹氏从学理上区分"国故学"与"国学"的努力显然不够成功;在多数时人认知中,两者基本是一回事,许多人的确将两者替换使用。总体言之,以上诸人大致都可纳入当时的趋新一派,然其关于"国学"与"国故学"的观念则相当歧异甚至对立,可知这的确是个使当时读书人烦恼困惑的问题。

东南大学的《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说,"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惟故籍浩博,多须为大规模之整理;而整理之业,尤以历史为重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须用历史的眼光"。20 该刊关于国学的界定与梁实秋比较接近,并特别看出"整理国故"与史学的紧密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学报》提出了"中国原有学术"分隶"各种学科"这一直接关系到"国学"认同的关键问题。这里的"各种学科"当然指的是西学意义上的"学科",而"中国原有学术"必须经过"大规模之整理"才有可能"分隶"其下。 21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但这也有一个过程。在民初新旧学科分类俱存的语境下,中国固有的主流学术,比如"经学",怎样融入胡适所谓的"中国文化史"?有些学科如"中国文学"(虽然概念尚在界定之中)已大致取得依西洋分类的学科资格,从事此类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认他们是在研究"史学"的一种?那些尚未容纳在胡适"中国文化史"范围内的"中国原有学术"又是不是"国学"呢?很明显,"国学"也好,"国故学"也好,均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且与新旧中西的学科分类都有所冲突。

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之所以亟感有必要别于先已存在的挽救古学那"没气力的运动",恰提示着立意标新的"国学"与"旧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整理国故尚未风行之时,樊抗父曾主张"中国固有之学术"可"因世俗之名以名之"为"旧学"。22 但那时若真名之为"旧学",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了;必以科学化的"国学"或"国故学"名之,方有吸引力。23 整理国故的影响之一,便是各中学皆开设"国学"一课。时任中学教师的钱穆因教学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编撰《国学概论》一书,他在《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24

由于中西学科分类之间确有一些难以弥合的差异,而时人认知中新旧中西的对立和冲突使"调和"变得困难;且"国学"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从清季国粹学派开始就有排斥历代学术主流而从边缘重建"国学"统系的倾向(虽然其"国学"又以包容宽广为特色);25 但一个并非枝节的原因是其风行时间毕竟太短,"国学"或"国故学"终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典范,在学科认同上缺乏一个广泛接受的界定。而正是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一点,成为当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这方面的发展只能另文探讨了。

注释:

1.学术超越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甚得提倡,但显然受到五四学生运动的有力冲击;或正因此,在20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学术超越的观念反得到较前更有力的提倡,这一趋势要到"九一八"之后才有较大的改变,详另文。

2.章学诚:《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书店,1993年,339页

3.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12页。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待刊;《从治病到打鬼: 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2期。

4."学术"与"国家"的关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存在的,多大程度上是人们认知中的,不是简单说得清楚,本文相对侧重后者。

5.参见罗志田《温故知新: 清季包容欧化的国粹观》,《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待刊。

6.钱穆已注意及此,参见其《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1页。

7.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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