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儒学生存土壤的逐渐蚀解，极大地增强了当今儒学研究者对儒学未来命运的恐惧。于是，一幅极富幽默感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儒学未来命运的几点思考。

吴光先生提出了一个“变革型的后现代儒学”概念 ，成中英先生则提出了一个“新新儒学”的概念，蒋国保先生对于那种将儒学的危机归为制度解体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儒学之所以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而是因为它遭遇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李承贵则明确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认为当今儒学的开展走生活儒学的路子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景海峰先生以刘述先、杜维明等学者为例，说明展开文明对话对儒学开拓新路的意义。他认为：“通过开展文明对话，不但能让更多的国际人士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儒学;而且也获得了本身自我反观、自我调整的机会，可以从对话中调整姿态、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对话，也让儒家的资源有了重新被排比和筛选的可能性，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拓展出空间”。李承贵还对儒学的当代开展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开拓儒学新的发展方向必须处理好3种关系：“第一是儒学和西学的关系，第二是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的关系，第三是学术儒学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之间的关系。儒学价值的落实当然欢迎政治政策的帮忙，但绝不以牺牲自身的独立性为代价，因为儒学只有坚持话语的自我性、只有关怀民众的利益、只有彰显其批判的品质，才能成为广大民众欢迎的学说，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学说”。

近百年来，学者们都积极参与了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新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笔者来自西域，在学习儒学过程中，日渐对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这里，笔者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命运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所谓儒学的复活、复兴，绝不是说儒学在当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虽然其失去了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优越地位，但它永远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存在于中华民族灵魂的最深处。

几千年来，儒学精神在中华民族、国家文化中的主干、主体地位基本上为学界所认同。无论在物质生活、教育体系、政治领域，还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儒学精神向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处。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