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是本心活动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人心本来就固有本心的灵明;灵明若能觉悟，就可以反溯本心所经过的历程，而作有系统的叙述，即所谓的自觉。良知作为天理与吾心的合一，表现为先验之知，此时良知只是天赋于人心，其实质是“本然之良知”，而“心之昏杂多不自觉”;而本心之“良知”，就是“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此时，良知统一“吾心”与“天理”，诠释主体与诠释客体合二为一。良知是主体先天所固有，良知失而复得，故谓之“反”，谓之“复”。反之复之，所以Ⅱq做自觉。自觉者，主体自觉地意识到此心即是良知。此时，良知作为内在的理性原则和规范体系，以天理为其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王阳明建立了诠释客体论。因此，由人心上升为本心的过程也就是由良知本然进展为自觉的状态，也是心即理的过程。

其次，王阳明将“吾心之良知”作为“致良知”活动的先天条件，认为“致良知”过程必须以良知的本然状态为起点，这是一种先验论的诠释学观点。同时，“吾心之良知”也是主体达到理想诠释主体的本原。其一，“吾心之良知”作为诠释主体，它融会心与天理于一体，而这种统一又是诠释主体对意义世界建构过程的理解。这种过程，主要表现为“吾心之良知”的外化。什么是“意”?心(良知)应感而动，便是“意”，也就是说，“王阳明以心立说，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构成了王学的基石”。所谓应感，就是“气”感。所谓意，就是心感于气的产物。心没有遇气而动之时，是寂然不动，不可得而知，这是心的未发状态;我们有所知则由意开始，这是心的已发状态。心是“未发”与“已发”的统一。心的“未发”，不可言说，王阳明说心的“未发”，实际上就是说心的“已发”，为什么这样说呢?未发是体，已发是用;也就是说，没有不呈现的用之体，也没有不显示的体之用。体即用，用即体，二者之间有隐微的分别，没有彼此隔离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意的统摄范围：感官受意所支配，思辨受意所限制，情由意所感，行为由意所检验，甚至直觉的证明也是意。至于气，也不限于感官经验所对的客观世界，还包括上述的思辨、情、行为、直觉。心感于气的结果，即“方有此事”或“时事”，而非他事。

良知即是主体，也是世界本体的主体，是万物的一般根据，是化生、主宰的根本，又展开于诠释对象之中。人的良知不是一个抽象的纯粹的诠释主体，而是具有无限丰富内容的具体共相，“良知之虚即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天地万物。惧在我良知的发育流行中。因为凡是在我的灵明之中的，都是为我而存在的。良知作为诠释主体，是接受一切事物的空旷的收容器。一切皆为我的良知而存在，一切蕴藏在自我之中，同我形成了一个无限的整个世界，诠释主体也就相当于绝对精神了。

良知作为诠释主体，具有知情意三重作用。心之作用为知情意，良知的作用就是心的作用，所以心的三作用就是良知的三作用。理想的诠释主体就是对知情意的统一。除此之外，主体还有“思”的功能，“思”属于“意”的范畴，可以为“逐物”，亦可以为“主一”。“逐物”为“私意安排之思”，“主一”为“良知发用之思”。如果诠释主体“逐物”，则主体的体认将会“纷纭劳扰”;如果诠释主体“主一”，则主体的体认将会“自然明白简易”，这也反映了“致良知”简易直接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