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他们本是清末亲贵集团中的死硬

派。在辛亥革命中，清廷举行“让国御前会议”，他们在会上再三表示誓死反对皇帝逊位，拒绝

革命党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坚决反对共和;同时，也反对将大权委于袁世凯。在清王朝土

崩瓦解已成定局之际，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仓皇逃离北京，避居在青岛和大连的租界里

阴谋策划复辟。溥伟和善耆虽然没有多大实力，但他们凭借日、德帝国主义的支持和他们自己较

高的声名地位，居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皇族亲贵中的死硬分子升允(蒙古镶黄

旗)、铁良(满州镶白旗)、金梁(满州正白旗)等人被网罗在他们的周围，而且还招罗了一批

前清遗老。这些前清遗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因为其中一部分人曾经担任过前清朝廷的太傅、大

学士、尚书、部臣、翰林院编修、大学堂监督，还有一部分人曾经在地方担任过总督、巡抚、布

政使、提学使。他们在前清出身于进士，居位于高官;在民国初年又摇身一变为“文人学士”，

具备了充当封建卫道士的“合法”身份。在这批遗老中，活跃分子有：劳乃宣(前清学部副大

臣)、胡思敬(吏部主事)、刘廷琛(学部副大臣)、陈毅(刑部侍郎)、章梫(翰林院编

修)、沈曾植(署理安徽巡抚)、郑孝胥(湖南布政使)、李瑞清(江宁提学使)、胡嗣瑗(翰

林院编修)、陈三立(吏部主事)等等 。辛亥革命既击碎了他们的粱园美宅，也击碎了他们的政

治信念和文化理念。共和与帝制的冲突就像熊熊烈火一样，在他们的胸中燃烧，升腾。升允在

《檄告天下文》中叫嚷：“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胡思敬则以“规复故君”、“奉宣统复位”

为职志，以“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思恋故主，每当饭不忘”相激励 。反革命气焰极其

嚣张。因此，他们是清王朝覆灭以后的铁杆儿“保皇派”。

他们的政治立场如此反动，有如下因素：一是从他们的个人出身来看，他们在人生历程的很长时

间里在科举场上拼搏，深受封建政治、文化的熏陶，长期的旧文化的习染，培育了他们的政治信

念与文化理念，很难因新时代的开辟而得到改变;二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他们一般出身于

世家大族，家庭环境的熏染，既培养了他们坚定的阶级感情，又培育出浓厚的政治情感，他们对

于民主共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视;三是从社会阶层利益来看，辛亥革命使他们由旧时代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大受益者顷刻变为新时代的最大失利者。巨大的失落感经常地激发他们强

烈的社会激愤;只不过这种激愤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罢了，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有害于社会进步

的社会心理罢了。这是从总体上分析。

如果进行个案考察，他们在民国初年坚持如此反动的政治立场，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像劳乃

宣、胡思敬、刘廷琛等人，在晚清洋务、维新、新政、立宪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站在落后的反

动的立场上讲话的，可以说，他们是老牌的顽固守旧分子;像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在

维新运动中，加入了帝党阵营，对满清皇帝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这种“忠君”的感情并不能随着

帝制被推翻而马上消逝，以致于在辛亥革命后他们依然怀着对于亡国之君的无限眷恋，对新时代

的到来极端反感，对对民主共和的确立充满敌视。胡思敬曾做一首《咏雪》的七绝，将他的现实

感受隐喻于诗意中，十分恶毒。诗云：“茫茫一片无昏暗，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日，

朝曦隐隐露西山。” 用旋飘旋溶的雪花比喻和诅咒新生的中华民国，把隐居“西山”的复辟分子

比作古代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重见天日”。总之，从追回逝去的王朝，从图谋复辟帝制的

立场出发，从对于满清皇帝的深厚感情出发，封建复辟分子必然诅骂革命是“暴乱”，革命党是

“乱党”、“土匪”，诅骂民主共和是“暴民专政”，诅骂进步文化是“异端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