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国期货市场试点未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实施试点，而由地方政府和部门取而代之，其盲目争设众多宗旨为盈利的交易所。在缺乏套期保值者的现实条件下，交易所为增加交易量获利，只有设法吸引投机者加盟，引致严重的过度投机。

(3)制度供给主体不统一。美国设立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一一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进行专业的统一监管，而我国期货市场迄今依然处于不同监管部门分割监管的格局中，证监会、税务局、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都想通过对期货市场的影响来满足自身的权力欲望或经济利益，使市场经常处于剧烈波动的无序状态。对一个有机整体分而治之的监管方式是缺乏系统性思维的体现，它以原始思维的简单方式把局部等同于整体。

(4)制度供给者在期货市场中具有多重身份。期货参与的主体大部分是国家控股，期货商大多数是国家所有，流入市场的资金，除了中小散户的投资外几乎都是国有资金。于是政府监管的重点必然偏向维护国有经济的利益，对国有机构违法的处理力度不够，非国家经济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中原始思维“容许同一实体在同一时间存在于多个地方”的特征则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三)变迁方式的比较

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制度供给者一一从事制度创新的利益集团，与制度需求者一一要求制度创新的利益集团，基本上是同一行动团体。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制度创新模式可以概括为“全体主体主动性创新”,是谷物商和农户在个人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和期货市场的产生一样，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是由个人或利益集团发现潜在利润，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不断进行交易制度和规则创新的结果。美国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经历漫长的演化进程，许多交易制度和规则是自然演化的过程，是逐渐创立完善的。

初期，交易所靠谷物商组成的会员组织的自律维持营运，但随后会员专司代理甚至完全脱离现货市场，使交易所有偏离服务宗旨、单纯追求盈利倾向，特别是投机违规事件频频发生后，政府开始制定期货法规及加强监管。美国国会于1916年颁布《谷物期货法》，开始政府对期货业的法律供给和监管。

而在我国内地和香港期货市场制度创新中，期货市场的建立是行动集团对西方期货市场制度加以创新后大胆引进的结果，但是，和香港政府的“民促官办”模式不同，中国内地政府实行的是一次供给主导性制度变迁，而不是自然演化性的诱致型制度变迁。在期货市场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在中国内地特定的新兴市场下，政府在期货市场中的制度安排中，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它完全是在满足政府偏好的前提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创新的结果。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使得政府在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发展初期的制度安排上存在着支持期货市场发展的意向。但因为政府在安排制度变迁时仅从节约组织和实施成本出发，不考虑期货市场参与各方的得失，人们在遵守这种制度安排时的净收益若小于违规操作的预期收益，就使得期货市场的某些风险屡禁不止。

同时，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的制度选择，不是完全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既得利益，从而建立完全市场化的期货市场，而是在保留部分原来的既得利益和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之间做出一种均衡的选择，以减少旧体制惯性的巨大阻力，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也得以迅速建立，在较短时间内弥补了有缺陷的市场结构，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但是，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创设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制度性的刚性，它必然与市场经济中的高级形式的期货市场的制度安排产生巨大的摩擦，这是由旧的经济体制的巨大惯性所致。嵌入式的制度变迁仍然造成了比诱致型制度变迁更多问题。

(四)制度成本与收益的比较

樊纲从成本发生原因及特点的角度，将改革的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期货制度创新的实施成本包括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组织成本主要是期货市场硬件建立成本，相对可以度量。而运行成本却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期货市场要维护运作，需要不断学习、调查，进行期货市场交易规则制度和组织体系建设等等。

以芝加哥交易所来看，当时的各个利益集团(谷物商和农户)在进行制度选择与创新时，依据成本-收益分析进行了权衡。美国期货市场创新成本包括：制度设计成本：设计体制创新方案所需的费用;组织实施成本：对可能发生的制度创新做组织准备和具体实施所需的费用;游说成本：传播通过体制创新获取潜在额外收益的信息所需的费用。创新收益表现为期货市场的运行效益，可从微观和宏观来体现。

微观上，是交易所有效运行，为会员及交易者降低了交易成本，发挥了基本功能。宏观上，政府利用两大功能有效实现宏观调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和实践表明，期货市场能有效运行，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最基本的因素：一是交易所必须众商云集，拥有规模相当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二是交易所规范运作。芝加哥作为当时美国重要的谷物集散地，上述两个基本条件具备，谷物商预期创立芝加哥交易所的创新收益大于创设成本，才实施了创新。

在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的产生过程中，政府通过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节省了组织成本，节约了学习成本与实施成本，更主要的是节省了制度变迁的时间，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和香港市场一样利用后发优势，在10来年中走完了美国期货市场100多年的发展道路。论文格式但是，根据上述模型，过快的制度变迁导致巨大的摩擦成本。郑州市场隐含的制度缺陷是它与中国发育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制度协调问题。两种制度安排之间若想达到制度运行的适调态，就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为期货市场的正常运行创造必需的前提条件。

但是，政府作为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创新的供给者，相比于香港政府在正式运行前做的详细的论证和立法而言，试点当初进行了有关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而关于创新成本和收益结合的可行性分析严重缺乏。由于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缺乏有效发挥功能的基本条件，制度创新的收益不可能高。当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并不过分考虑成本，更多的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同时，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创设成本巨大，表现在期货交易所重复建设、交易品种重复、交易规模有限，各交易所普遍存在软硬件设施不能有效利用、资源浪费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内地政府事实上是在预期收益不确定，或收益不可能有效实现的背景下创设成本巨大的期货市场，在成本大于收益的巨大风险条件下，实施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

(五) “路径依赖”的比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中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而难以扭转，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美国在期货市场的不断变化发展，面对期货市场出现的新问题，美国国会对期货法律进行不断修订，是期货市场正常运作、发挥经济功能的基础，为美国期货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美国改变最初的政府不监管状态，专门设立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期货市场进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而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建立美国期货业协会，以及与期货交易所相结合的自律机制，行使期货市场的许多具体管理职权。

完善的期货交易制度、交割制度、结算制度和正常运行的组织架构，是期货业界人士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确立的。美国期货市场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基本克服了锁定效应，不断优化，呈现诺斯路径依赖的特征。在这方面，香港市场在引进国外制度后注意与本地环境的适应性，虽然遇到了诸多困难，也使制度变迁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在中国内地市场最初发展的3年中，政府从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对期货市场制度作出某些适时而有必要的调整和符合国情的创新，因而是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基本达到协调一致，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好景不长，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初始选择偏差。

主要表现在未能在制度上保证期货交易所的非营利性;期货市场定位出现了偏差;期货市场品种选择上出现偏差;企业的需求与政府的初衷产生了偏差;由于初始选择的偏差，使得自我强化机制发挥作用，中国期货市场没有走上良性循环的路径依赖轨迹，逐步陷入了低效率的状态和“锁定”的困境。宏观上的整顿规范使得这种虚假的“繁荣”受到扼制，反向的正反馈机制又迅速地使市场陷入萧条的境地，造成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中国内地的期货制度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形式一方面，可以节省组织成本、学习成本和实施成本，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政府的作用，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得以迅速建立，在较短时间内完善了市场结构。

另一方面，原有体制必然与期货市场这种市场经济中的高级形态产生巨大的摩擦成本，这是由旧的经济体制的巨大惯性所致。强制性制度变迁隐含了今后市场化进程中对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即制度的效应会随着制度的实施而递增并呈现自我强化的机制。目前我国内地期货市场的监管中政府的地位过重，管理过细，这源于期货市场从建立的时候，政府就在起绝对性的主导作用，在制度上明显带有路径依赖。尽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一个制度的变迁需要一定的时间，具有时滞性，而且我国的政府主导的经济政治环境决定了我国的制度变迁方式主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由于政府的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偏差，进一步发展，就会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低效因素成为制度创新的阻力。

另外，目前我国期货管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主要以约束为主，制度的其他功能，像激励功能等体现不够，这主要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出现很多投机事件，机会主义严重，所以加强了约束功能，但我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己经有了变化。综观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其期货市场经历了“规制建立-放松规制-适度监管”这样一个过程，其间，伴随着从规制到规制的放松，期货交易所日益拥有了更大的权利，市场的监管力度和有效性大大提高。

近年来，随着世界期货市场国际化、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各国期货市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进一步增强本国期货市场的竞争力，美国期货监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期货市场的规制他们遵循市场化管理思维。路径依赖性来自于报酬递增机制，它能巩固曾经给出的路径方向;路径的逆转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或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力量。若不能及时逆转这种状况，也将使中国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偏离良性循环的轨道。

由于正式制度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在考虑政策时，内含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式规则则可能更多地是不受影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非常复杂的相互依赖，促成了路径依赖的报酬递增特征。“历史是重要的”,正因为路径依赖，所以制度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尤其是期货市场所要求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和中国固有的环境相去甚远，20世纪90年代初，生长在中国土壤上的期货交易行业，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其他传统行业不同，注重制度、程序、严慎、法制，一般不调和的特征贯穿着整个交易活动和行为中。

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们普遍将其归因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及期货市场短暂的发展历史，而对于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却鲜有关注。一些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正式制度安排一旦离开其土生土长的非正式约束环境就毫无用武之地，这或许是我国目前内地期货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绩效与制度目标偏离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深层制度性原因。关于非正式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下面另立一节进行分析。

(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比较

美国非正式制度中的逻辑思维习惯、法治文化、人本思想和和诚信意识是期货市场赖于产生并繁荣的制度基础。期货市场的交易对象是标准化合约，不符合普通大众的一般形象思维习惯，需要树立新的逻辑思维;期货交易规则和风险控制制度门类繁多而复杂，这些规则的严格履行是期货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期货市场由于保证金制度的存在，投资者的风险和收益都被放大了，相对应的是，投资者保护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期货市场对期货行业文化的核心一一保证履约的“诚实信用”要求也比现货市场更高。

相对而言，我国各交易所为增加交易量，不惜放松监管，不严格实施交易制度和规则，重人治不重法治，以刺激投机大户加盟，制造行情，使期货市场过度投机风日盛，期货价格严重偏离现货价格，人为加大了交易风险和成本。主要表现在保证金比例制定偏低以及交纳不足，每日结算无负债制度未被严格执行，例如，在几次国债期货交易风波中，制度均未严格执行，成为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限额持仓和大户报告制度未被认真执行。没有实行每日涨跌停板制度。交割制度的缺陷，目前国内期货交易所都对实物交割总量规模进行限制，制定了交割总量规模，对超出交割总量范围的部分不允许进行实物交割，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期货市场价格的正常形成，导致我国期货市场经常发生恶性逼仓事件。

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缺陷和期货市场功能定位问题。我国期货市场的制度缺陷不仅存在于具体的制度内容上，更是涉及到整个制度体系框架、各项制度内在联系和设计思路的系统性缺陷，影响着制度建设的总体方向和质量。期货市场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启动的，成立之初没有系统成文的规则，甚至连专门的监管机构都没有，行政监管似乎总赶不上市场的变化，围绕层出不穷的问题制定亡羊补牢的制度。制度之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不能反映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为解决问题而制定的制度本身又成为产生问题的源头。

这种制度缺陷的深处正体现了形象思维的文化特征，即停留于问题表面“观物取相”的、不善于采用演绎方法提取各种问题内在逻辑联系的思维方式。不能从本质上把握市场规律、不能对市场发展有正确的预测，势必造成制度供给与市场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抹杀个体价值的特征也在功能定位问题上得到体现。相比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风险更大，期货行业的投资者即便在规范的市场条件下、经纪商合规经营的条件下，仍然存在自救无助和无辜损失的可能，忽略投资者保护使期货市场不断萎缩。

另外，制度变迁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反声誉功能凸显。经过十余年的风雨洗礼，目前的国内期货市场在法律建设、品种开发、风险管理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毋庸讳言，现阶段期货市场行业文化一一诚信意识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大户操纵市场、期货公司欺诈客户、客户亏钱赖账等事件时有发生。而有的投资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非但自已一走不回头，还会现身说法，使社会公众(包括潜在投资者)视期货为“欺货”,打消投资念头。制度变迁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反声誉功能凸显，不利于提高期货市场的市场声誉，不利于扩大市场空间，长此下去，期货市场功能难以发挥，稳步发展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