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外部均衡的标准及其历史演变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阅读下吧。

摘要：国际金融学在我国一直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原因是学者们在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上众说纷纭。本文通过研究指出，国际金融的研究对象是外部均衡问题。但是外部均衡的标准是不断演变的，贸易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均衡及经常账户的跨时均衡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外部均衡标准。

关键词：研究对象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一、 问题的提出

界定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体系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的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观点。Maurice Obstfeld & Kenneth Rogoff，(2000)认为，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或者称之为国际金融)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发散。这表现在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本身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和统一的分析框架，从事这方面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

在国内长期以来的代表性观点是：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经济的货币方面，也就是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关系。如陈彪如在其所着的《国际金融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的序言中认为：“国际金融应以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既要说明国际金融活动的主要问题，又要阐明国际间的货币和借贷资本的运动规律”。钱荣堃在其主编的《国际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的序言中认为：“国际金融研究的是国际间的货币关系和金融活动”。

对于这一观点，姜波克(1999)对其进行了批评，认为随着现实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形势的迅猛变化，有很多问题是在这个框架内难以解释，如国际金融学与银行学的关系问题;与现实情况的比照问题;与国际上学科发展的协调问题等[①]。基如此，姜波克提出，国际金融是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独立科学。内外均衡是经济在开放条件下面临的两个主要目标，这两者常常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因此如何确定开放经济条的内外均衡目标并进而同时实现它们，构成了国际金融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然而内部均衡的概念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之前的古典经济学世界，市场的力量将使得经济自动达到平衡状态，因而根本不存在内部均衡问题。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由米德提出，而在此之前，国际金融理论已经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内外均衡的冲突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因此姜波克将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内外均衡同时实现也是存在问题的。

本文认为，国际融理论是研究在内部均衡约束条件下的外部均衡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外部均衡的方案，包括政策规则、市场力量和制度安排设计。因此国际金融的研究对象是一国的外部均衡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讲到一国政府将努力实现四大政策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因而有人将前三大目标合起来成为内部平衡而将最后一个目标称为外部平衡。因此讲到外部均衡，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认为是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实际上，外部均衡概念是不断演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而作为研究外部均衡的国际金融理论随着其研究对象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

二、 外部均衡标准的历史逻辑

(一)古典主义时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在早期各国的经济联系是以贸易为主，因此这一时期的外部均衡体现在贸易收支平衡上。而在理论上，最早涉及外部均衡问题的是重商主义，由于重商主义者错误的将货币等同于财富，因而重商主义者认为获取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发展对外贸易，求得贸易顺差，从而增进一国的货币财富，这就是货币差额论，主张尽量将货币保留在国内而不使之外流。而晚期的重商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被称之为贸易差额论，这比早期重商主义者大大的前进了一步，认为不一定要限制货币流出，只要有出超，国家就能积累货币财富。总之，重商主义者的外部均衡就是尽量取得贸易顺差，从而不断积累货币财富。

重商主义的这一论点受到古典主义者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反驳。休谟以古典货币数量论为基础提出了意义深远的价格—铸币调节机制(Price—Specie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来说明一国不可能长期获得贸易顺差。休谟认为，一国贸易收支如果处于不平衡的状态，那么货币黄金将会流入或者流出这个国家，在货币数量论的假设下，货币黄金的流动，影响一国的物价水平，从而改变着一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实际汇率，最终使得该国的贸易收支不平衡自动消失。因而休谟以其优美的理论的模型，驳斥了重商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论点，主张自由贸易，而黄金货币的国际自由流动是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唯一手段。

由休谟的分析所提出的问题，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一直主导着国际金融领域的着述。实际上影响一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除了相对价格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变量—名义汇率，但在金本位制的固定汇率时期，一直没有进入理论分析，直到金本位制崩溃。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各国竞相实行汇率贬值以期改善本国的贸易收支状况。而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从局部均衡的角度，得出了汇率贬值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即马歇尔—勒纳条件。虽然，其后一些经济学家不断的对其进行修正和扩展，结论也越来越复杂，但马歇尔—勒纳条件仍然是实际分析中的重要工具。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浮动汇率制和投资性国际资本流动的经验，使得实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并且严格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因而这一时期的吸收分析法同样是以贸易收支作为外部均衡的标准，但它强调的从整个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去分析贸易收支问题。从凯恩斯四部门国民收入核算等式开始，吸收分析法将国内的居民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定义为吸收，因而如果一国的吸收超过本国的产出，则必须由国外部分来弥补，表现为贸易收支逆差，反之则表现为顺差。因此一国想要改善贸易收支，就必须求相对于吸收提高产出。吸收分析法对外部均衡的分析是基于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及其经济干预哲学，因而具有相当鲜明的政策含义：即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移政策。由于在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中，价格是刚性的，因而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不起作用，同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是固定的，弹性分析法的结论同样不适用。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外部均衡的标准又回到重商主义者的老路上，那就尽量取得贸易顺差，以积累美元储备。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收支平衡标准

1950年代，随着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在二战后的逐渐崛起，其货币迈向可自由兑换，与此相伴的是国际资本流动不断的增长。历经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的稳定，人们似乎逐渐淡忘了国际资本流动这把“双刃剑”不利的一面，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它所能起到的为经常收支账户融资的作用。因此外部均衡问题表现为包含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以反映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央行的国际储备作为外部均衡，将“货币最重要”这以货币主义的核心观点贯穿到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分析上。货币分析法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实际上就是一国货币供求不平衡的结果，这种国内货币供求之间的缺口体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因此货币主义者主张，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的国家，必须紧缩国内信贷，减少国内货币供给。这一主张被广泛的应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国家。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及其在外部均衡调节上的思想，与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国内货币的紧缩以改善外部均衡。但是国内货币的紧缩对国内经济有紧缩作用，因而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都是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从而换取外部均衡的改善。这在古典主义的世界里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工资价格充分弹性及货币数量论的经济学假设下，内部均衡将自动达到，政府根本就没有维持内部均衡的必要。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种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的外部均衡调节思想很难实行。这是因为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一个民选的政府也必须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政府在内外均衡的问题上有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以前的国际金融理论所无法解决的，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货币分析法。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础性的工作由荷兰的经济学家首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出丁伯根给出，其理论精髓被总结在“丁伯根法则”中。在此基础上，米德给出了丁伯根法则一个实际中的一个特例，从而将丁伯根法则运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冲突的实际中。

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发展，蒙代尔在它的模型中给国际资本流动在内外部均衡调节中以重要地位。在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基础上，蒙代尔将其扩展到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的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它既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也为解决内外均衡冲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蒙代尔认为，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这两个政策目标，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工具，但是必须以货币政策来调节外部均衡，而一财政政策来调节内部均衡，因为货币政策在调节内部均衡时将会恶化外部均衡，而财政政策调节外部均衡的效果是不确定的。

虽然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代表了内外均衡调节的最高理论成就，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蒙代尔关于内外均衡调节政策组合存在两个重要缺陷：首先，它遗漏了关于国际资本市场中存量均衡的讨论，因为在模型中，蒙代尔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差别的唯一函数，因而只要存在利差，资本就会一贯的流动从而弥补任何水平的经常项目不平衡，而在现实中各国间的利率差别普遍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在外部均衡的标准上蒙代尔非常强调资本账户，而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差别的唯一函数，因此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只有通过提高国内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但是这既是一个挤出私人投资，又是依靠对外债台高筑的取得外部均衡的政策。因此无论是货币主义的以储备衡量的外部均衡标准—国际收支平衡，还是蒙代尔强调的资本账户的外均衡标准都存在缺陷。

(三)牙买加体系时期的汇率均衡标准

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鼎盛时期时，特里芬就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美元作为清偿力和对美元信心的“特里芬悖论”。而早在特里芬之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弗里德曼在《可变汇率论》中就主张通货汇率的自由浮动来调节国际收支，从而使得作为外部均衡标准的国际收支平衡自动实现，这样一国政府就可以致力于内部均衡，因而政府在内外均衡调节的尴尬境地将不复存在。而一些主张实行固定汇率制的经济学家如纳克斯论证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隔时期浮动汇率实践所带来的灾难。由此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劣的论战开始。

1971年5月，在一连串的投机攻击之后，美国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并在1971年12月使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特里芬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1973年开始，战后的浮动汇率制时代到来，这意味着在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论战中浮动汇率暂时占上风。然而19世纪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实践表明，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也并不意味着一国就不存在外部均衡问题，汇率的剧烈波动使得国际经济往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增加了国际经济交易的成本，因此确定一个合理的均衡汇率水平成为浮动汇率制下外部均衡的应有之义。这一时期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浮动汇率时期发展的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的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充足发展。多恩布什的超条模型建立在价格粘性的假设前提下，这克服了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假定价格完全弹性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假定价格完全刚性的缺陷，从而开创了汇率动态学之先河。而汇率的资产组合分析法则将流量因素与存量因素结合起来并注意到不同资产间的不完全替代性。

19世纪80、90年代以来，有关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劣的争论逐渐被统一到一个新的理论中，即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表明，如果两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多个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如贸易量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自由流动程度)相当紧密，则他们之间采用固定汇率甚至使用共同货币优于实行浮动汇率，反之，浮动汇率优于固定汇率。欧元的诞生使得最优货币区理论由理论变为实践;而美元、欧元以及日元三大货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则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反方向的证明。但是，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及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实践经验表明：当各国只顾本国利益而“各自为政”时，任何汇率体系都无法良好的运行，包括欧洲货币同盟，而全球的平衡和稳定政策是任何国际货币体系成功运作的前提，因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应该成为各国直接追求的最终目标。1985年广场宣言公布以来，各国都努力在政策上采取协调合作的姿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将1985年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联合干预时期”，以区别于1973年以来的“牙买加体系”。

(四)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常账户跨时均衡标准

然而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经验只对货币主义所力主的浮动汇率制提供了部分证实。首先在有限的资本流动性条件下，依靠浮动汇率使国际储备流动而自动达到平衡，基本上等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自动平衡。 然而，有了储备以外的有效方法解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理论上没有必要在短期内用浮动汇率来平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用不降低中央银行国外资产的国内向国外借贷的方法，完全能够填补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额，这就是融资还是调整(Financing or Adjusting)的问题，因为对于短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融资是较好的政策，而调整则是痛苦的(在资源由不可贸易部门向可贸易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其次，经验表明，浮动汇率本身不能阻止既大而又持久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的出现。同时，由于国际资本流动问题日益突出，资本在国际间的自发流动中出现了导致汇率剧烈变动而引发出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等严重问题。因而，1980年代以来，外部均衡的含义又有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一国仍有必要对经常账户乃至整个国际收支的结构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理论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认识到简单要求经常账户平衡是不必要的。一国应该利用经常账户可以调节储蓄与投资差额的性质，根据经济的不同特点，不同发展阶段来确定相应的经常账户目标。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是这一时期的外部均衡标准，它表明对于短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调节，而对于长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则需要通过调整来解决。经常账户的跨时分析法类似于以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等式为出发点的吸收分析法，但在分析时引入了时际预算约束。奥伯斯特菲尔德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经常账户跨时分析模型表明，短期内经常项目逆差并不是坏事，与封闭的经济相比，一个处于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的经济运行甚至更好，因为跨时贸易使得消费在不同时期“平滑”成为可能，这会使消费者能达到更高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在一个较粗略的定义中，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外部均衡是维持与经济预期的时际预算约束相一致的、能稳定的最高消费水平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也就是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是外部均衡的标准。

三、 外部均衡标准的理论逻辑

以上主要以历史逻辑为线索，概述了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外部均衡的历史演变，以及针对不同的外部均衡标准的外部均衡调节理论。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各个理论的之间的逻辑关系，下面围绕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问题—外部均衡问题，来论述国际金融学的理论逻辑，以期得到一个合理的、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

对于纷繁复杂的外部均衡调节理论，从经济哲学的根本上讲基本上是强调两种外部均衡调节的力量：市场力量和政策干预力量，而在这两种力量的背后，关于外部均衡调节的制度安排是保证外部均衡实现的制度保障。虽然在国际金融理论上，市场力量和政策力量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但是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上讲，古典主义是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而现代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政策无效性”命题的忠实坚持者，因而也是强调市场力量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的;而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则是典型的政策干预主义，强调政府在经济调节的重要作用;货币主义虽然以反凯恩斯主义者出现，强调市场力量的作用，但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上却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因而现代的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将货币主义整合进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有时被称之为“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综合”。因此在国际金融理论逻辑的分析上，我们将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有理论渊源的划分到强调市场力量的对外部均衡的调节，如，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汇率波动理论等;而将与凯恩斯、货币主义有理论渊源的国际金融理论划分到强调政策干预力量对外部均衡的调节中，入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关于外部均衡调节的制度安排是两种外部均衡调节力量得以发挥作用的制度保证，是影响外部均衡的重要因素，在国际金融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尽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极力从理论和政策实践维护外部均衡，然而还是避免不了外部均衡的严重失调事件的发生，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题的崩溃，198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的债务危机、1992年爆发的里拉和英镑危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货币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这些都为都严重的冲击着各国外部均衡的实现，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剧烈动荡。这些事件激发着经济学家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传播机制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即货币危机理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是克鲁格曼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四、 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外部均衡概念的历史演变，以及围绕外部均衡调节理论的论述，我们发现，将外部均衡问题定位为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从历史逻辑，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讲都是严密的、合理的。并且我们将浮动汇率时期的汇率均衡定义为浮动汇率时期的外部均衡标准，从而将传统意义上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统一在外部均衡调节理论这框架之中，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合逻辑的理论体系框架，这克服了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间条块分割、缺乏逻辑严密性的缺陷。因此，根据我们所定位的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整个国际金融学科的粗略框架由以下五部分构成：外部均衡标准及其历史演变;外部均衡调节的市场力量;外部均衡调节的政策干预力量;外部均衡调节的制度安排，以及外部均衡的严重失调事件及原理。这五部分内容以外部均衡标准为核心，以外部均衡调节的力量及制度安排为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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