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着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