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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现代设计的美学之源

编辑:sx_houhong

2014-03-24

中国现代设计的美学之源,大而至于建筑,小而至于印章,都是运用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来处理,而表现出飞舞生动的气韵。

中国现代设计从20世纪开始走到今天,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前后,朱光潜已经开始了美学研究,邓以蛰、宗白华各自驰名于北方与南方文坛,当时人称“南宗北邓”。20世纪50年代初,邓以蛰、宗白华又相继来到北京大学,与朱光潜一同执教,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宗白华曾说:“中国艺术上这种善于运用舞蹈形式,辨证地结合着虚和实,这种独特的创造手法也贯穿在各种艺术里面。大而至于建筑,小而至于印章,都是运用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来处理,而表现出飞舞生动的气韵。

”而“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由此可知,在中国,大到建筑设计,小到印章设计,无不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相关。而这三位美学家又丰富了中国的美学传统,他们对传统美学的借鉴、阐释与创造,也是完全可以成为现代设计理念与实践的可用资源之一,甚至还是极具指导价值的。本文主要以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理念与实践为对象,看这三位美学家的理论贡献——他们关于美的阐释,是如何足以支撑现代平面设计的中国特色的形成与创造的。

一、“笔画”视角下汉字图形化

汉字图形化的设计尤其以陈绍华的奥运标识为代表,让全世界人民读懂了汉字书法所具有的图形化的独特魅力。在这一方面,宗白华与邓以蛰都有极精彩的论述。宗白华在《诗和画的分界》中说:“中国绘画以书法为基础……书画的神采皆生于用笔。”邓以蛰也认为:“因二者发轫之工具——笔画——原为一致也。”中国书画都是用笔画作为创作手段的,因此“书画同源”,绘画“能得各种笔致以应物象形”,因为有骨法用笔之异,所以有画风之异。应物象形是求象得其形,随类赋彩、传摩移写是依自然与旧本为其形象,此三法皆主于外界,求形似,但“画愈形似则愈无画家”,就像照相一样,非纯艺术也。这三种方法是笔致笔法的学习,而不是创造。在三法之外,骨法用笔、经营位置才是艺术家之艺、之意,而“画家若欲有个人之表现,舍艺与意莫由也。故将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二法归之于画家焉”。这两种方法是画家的用笔特征,而‘气韵生动为鉴赏家法”,也是艺术家自我之表现。看来简单的笔画六种分类,就能看出邓以蛰对不同层次艺术家的区分。而中国汉字的笔画是有历史发展轨迹的,因此,邓以蛰更是提出了‘创、述、变rdquo;的看法。虽然“知者创物,能者述焉……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本是苏轼评吴道子画时语,邓以蛰借用之而认为“创、述、变”是一切事物的发展的三阶段。“创”、“述”、“变”三者的关系是互相渗透、循环反复地上进而无所底止。“述”中也有创意,否则纯粹摹仿,“变”中亦有“述”的因素,也是继承古人而来的,但更多“创”的成分,“变”对后人来讲是‘创”,对前人来说是“变”。因此,邓以蛰据此分析了中国画的发展过程:‘宿人的自然(吴道子人物画的风格),五代的水墨(水晕墨章),南宋的减笔(减笔、减塑),元人的散体,明人的理、趣。这些可说是山水画发展潮流中的浪头高峰,也就是‘变’的顶点。这些顶点我以为就是传统的标志。”论画如此,论书法呢?中国设计中有关汉字图形化的理念,应该既尊重传统,又要有所创变,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来。陈绍华将太极人形、中国结和中国书法的笔画结合起来,正是体现了书画艺术与形象结合的创变,汉字图形化的设计趋势也应该遵循“创述变”的规律来进行。

邓以蛰独创性地使中国传统书画理论转型为中国近现代艺术美论,成功地诠解了中国书画的美学特征,这用于对设计的理论之上,也是恰当的。

二、“空灵”视角下设计中的空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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