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过载。除了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刊发或播出自己的内容外，网络作为更为及时和便捷的通道，将更多、更新的信息呈现在人们面前。信息充斥着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过量的信息加大了人们寻求对自身有用信息的难度。对农民工而言，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调查发现，农民工也正越来越多地接触网络电视、视频网站等媒介，但他们在其中很难找到对自己有实质性帮助的内容。

信息增多对受众的信息辨别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频发的假新闻事件以及网络谣言都对信息辨别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做了注脚。不信谣、不传谣应该是现代受众努力具备的素养，但农民工群体在此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并不尽如人意。总体来说，其对信息的分析和鉴别能力仍然较差。

其次是农民工被污名化。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也就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4]。污名化是社会群体之间地位不均等的结果，是对一类群体权利的漠视和践踏。它片面地对一类群体的形象和特征进行描述和定义，而不顾其真实情况和自身条件。污名化过程的受益者所要达到的是对其他群体的丑化，强加责任和义务于他人，以使自身占据政治、经济上的有利条件或者是道德高地。

农民工群体就是这样一个被污名化的群体。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早期，其群体形象常与脏、盗窃、随地吐痰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一些人将城市卫生环境较差、偷盗事件频发等现象的原因归结到农民工身上。更有甚者，一些媒体在对该类现象进行报道时，片面地对农民工进入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大肆渲染，而对正面影响及农民工的劳动成果鲜有提及。在对事实的选择性强调和忽略间，媒体报道对农民工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破坏。

近些年来，伴随着学界的关注及媒体界自身的反思，正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取代负面报道成为对农民工报道中最重要的内容。但人们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拉扎斯菲尔德的“选择性接触”假说认为：受众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3]196。所以，农民工群体的形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二、资讯时代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农民工自身经济基础薄弱等固然是以上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但其媒介素养的高低以及政府、媒体对其的关注程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特别是媒介素养教育，它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其作用和效果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些问题使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必要和迫切。目前国内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学生，而对一些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正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关注。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争取话语权以及政治参与等。

在获取信息方面，媒介素养的提高能让农民工对新闻及各类媒体有大致了解。这能帮助农民工更便捷地使用各种媒体以获取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信息。媒介使用的熟练程度对受众获取信息会有直接影响。通过媒介知识的学习，农民工能够利用网络等新工具来获得并筛选信息，以及对广告和新闻的关系有更好的认识，认清广告的真实面貌，以使自己不被虚假广告所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