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在抗战前期对中国支持和援助中的“苏联国家利益至上”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也带有诸多的缺憾与不足。

(一)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是有限度的

如前所述，苏联曾主动提议恢复自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中苏外交关系，并相继提出签订两国贸易协定和中苏互助条约，只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敢过于得罪日本，仍寄希望于国联的调解，缺乏诚意而搁浅。但是到了1935年底，当中国政府真正希望与苏联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订立对日军事同盟时，苏联方面却表现出很大的犹豫性。1935年12月，蒋介石派陈立夫以私人代表身份去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协商，希望建立中苏对日军事同盟，但斯大林对此并不关心，一直未表赞同，以致陈立夫未到苏联本土就中途返回。其实，此时的苏方态度很明显，苏联只是想帮中国打一场抗日战争而并非想直接卷入中日战争。原因在于：中苏如果建立军事同盟，那么，一旦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联就不得不担负在中国直接抗击日本的义务，此时，如果再爆发苏德战争，苏联就不得不面临两面作战的窘境，而这恰恰是苏联想极力避免的。因此，苏联此时想与中国保持的只是一种有限的朋友关系，而绝非是不分彼此的盟友关系(事实上，中苏后来签订只是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是军事同盟条约)，苏联想与中国保持关系的最高限度一是不直接卷入中日战争;二是以不妨碍本国备战德国为代价。正如斯大林所说“就是要紧紧地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2]36。

(二)苏联对中国支持和援助的对象是固定的

抗战前期苏联对中国支持和援助的对象是始终固定于国民党政府的。因为斯大林认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只占大约1/60，对全国战局不会起决定性作用。他觉得：“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与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2]36斯大林还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2]35，因此无法长期拖住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永远得不到英美等大国的援助，而蒋介石能够得到，加上苏联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因此在抗战前期，斯大林始终是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的：苏联把它全部的军事装备都给了国民党，而中共没有得到一粒子弹一支步枪，只得到了一些医疗器械和政治读物。这些正如后来李德所说：“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