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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自19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百余年的学科发展史中,出现了多种经典理论学说,这些学说一度深刻地揭示了地缘政治规律,有效地诠释了地缘政治现实。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传统理论的解释力逐渐有所下降。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传统理论与当前现实之间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裂痕,愈来愈难以反映和解释地缘政治现实的新动向。传统理论面临的当代困境,使地缘政治学的理论革新成为必要。当前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亟需推动理论上的创新,以适应地缘政治现实的新变化。

一、地缘政治学传统理论的当代困境

地缘政治学传统理论,包括地缘政治学界从拉策尔、契伦、马汉、麦金德等早期学者,到科恩、戈尔什科夫等冷战时代的理论家,再到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后冷战时期代表性学者的一系列学说。这些理论学说很多至今仍是地缘政治学用以分析现实和考量战略的常用范式。但当前地缘政治现实的系统嬗变,已使理论与现实之间逐渐脱节。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过度依附,更是成为地缘政治学解释当代现实新动向的桎梏。1.现实困境:传统理论与当代现实的时代性裂痕通过对地缘政治学说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各种传统理论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1〕当前国际环境的深刻变革,不可避免地使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与当代地缘政治现实之间出现裂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地缘政治学理论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现实相适应,传统理论已难以完全适应21世纪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地缘政治学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西方国家,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战争掠夺和殖民瓜分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主要的时代特征。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被后世视为地缘政治学创始人的弗里德里希?拉策尔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和“生存空间”理论,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列强的对外征服与扩张提供了合法性辩护。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缘政治学在经历了战后较长时间的沉寂后实现了理论的复兴。这一时期,冷战成为宏观的时代背景,雅尔塔体系下的两极争霸成为基本的战略环境。在这种时代特征之下,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提出其“分裂的世界图式”理论,诠释了冷战时代美苏各自领导的联盟体系之下陆权与海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相互对抗的分裂的世界。苏联的戈尔什科夫则提出了“新海权论”,强调海洋的战略价值和海军的战略作用。这一学说反映了冷战背景下苏联同美国争夺海权的战略诉求。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呈现单极多元特征。反映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实践的新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应运而生,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等。布热津斯基的学说基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的时代背景,对美国在欧亚大陆这一“大棋局”上的地缘战略构想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反映了后冷战时代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当前地缘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性环境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球化不断纵向深化和横向扩展,区域化也在不同地区之间不断扩散,国家间相互依赖特性增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子系统日益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动态性不断凸显。同时,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呈现大分化的态势。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对单极主导的国际体系形成冲击和制约,国际格局渐呈多极化趋势。产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地缘政治学各传统理论,在国际关系现实的整体性变化之下解释力渐趋弱化,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裂痕。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学理论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背景相适应,传统理论已不能有效反映影响地缘政治的当代科学技术条件。地缘政治学理论具有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应归因于运输和武器技术的变革。〔2〕第一次科技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有着减少地理障碍的现实效能,蒸汽机在海路交通中的运用(主要是蒸汽轮船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马汉“海权论”的诞生创造了客观环境;蒸汽机在陆路交通中的运用(主要是蒸汽火车的发明和由此带来的铁路的延伸)则为麦金德“陆权论”奠定了现实基础。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以此为动力的航空技术的进步和空军的发展,为杜黑“空权论”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工业革命以来历次重大的科技创新与普及往往带来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3〕当前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推动了地缘政治的深层变革。新科技革命中的信息化进程所带来的信息流动的便捷化,使国际行为进一步摆脱了传统地理因素的制约,改变了主权国家领土与边界的原有属性。新科技革命的国际政治效能使得当前的国际竞争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地缘政治中领土与资源的争夺,科技与知识成为决定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地缘政治学传统理论并未能反映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对地缘政治的重构效应,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又一裂痕。2.理论困境:地缘政治学传统理论的学理性缺陷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除一些法国地缘政治学说之外),从学术谱系上考察,属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流派。它内含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假定,如国家中心论、权力的争夺、利益的冲突以及相对收益思想等,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致的。然而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中的一个特定流派,其解释力是相对的和有限的,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其理论局限性益加凸显。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过度依附,已成为地缘政治学在21世纪继续发展的桎梏。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之下,新自由主义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于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越来越具备不可否认的解释力。当前的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不应再自我束缚于单一的理论范式,而需认真借鉴其他理论流派的有益思想资源,拓展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空间,以增强自身对于现实的解释能力。新自由主义对于国际合作的重视,关于绝对收益的假定,对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关注,以及建构主义对观念、文化与认同作用的强调等,都可以为地缘政治学所吸收和借鉴。地缘政治上的国家间互动不应再视为简单的零和博弈,地缘合作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联合性思维虽尚未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主导逻辑,但其相对于对抗性思维的增量意义亦不容忽视。此外,地缘政治学传统理论主要产生于欧美国家,多是服务于特定西方强国战略实践的,存在不同程度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对于中国而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难以真正满足当前战略与政策研究的理论需要。从德国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扩张言说到美国地缘政治理论的霸权取向,从麦金德控制心脏地带的三段论到斯皮克曼控制边缘地带的三段论,乃至海权/陆权的二元论式战略诉求,都难以适用于当前中国的战略实践。对中国的地缘环境缺乏有效的诠释能力,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缺乏实质的指导价值,是地缘政治学传统理论的又一学理性缺陷。

二、地缘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维度

21世纪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应以国际社会环境与科学技术条件的时代性变化为基本依据。当前影响地缘政治的现实动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和信息化。这四个维度上的现实变动,使全球地缘政治发生深层变革,进而使地缘政治学的理论革新成为必要。1.全球化维度:地缘政治规律的重建以对立和冲突为具体表象的地缘空间内的零和博弈,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与规律。然而21世纪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使得世界越来越作为一个整体性空间而存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流动、交往和网络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涉及到所有社会领域。”〔4〕交往与联系的发展增强了地缘政治的相互依赖特性。现在,地缘政治上经常呈现的对立壁垒,已经被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取代。〔5〕全球化的发展还增强了地缘空间的公共性,使得“地缘空间不再也无法成为某一个国家垄断的私有物,而必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平台。”〔6〕公共性的增强消解着空间竞争的排他性。全球化时代,各国还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威胁,如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而这些全球性问题威胁的跨国性和解决的艰巨性,远远超出了主权国家所能单独应对的能力范围。这使得各国较以前更加注重多边主义合作,相关机制不断涌现,制度化程度也逐渐有所提高。全球化不仅导致地缘空间的社会性变化,也推动国际社会的观念性变化,它“既是世界的压缩,又是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7〕全球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获得了普遍的共识与认同。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社会生态的系统性变化,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逻辑和规律,使得地缘政治对立与冲突的单一逻辑演变为冲突与合作的双重逻辑。它减少了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性,使得海权与陆权的博弈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是零和的,推动了对海陆两极对抗的传统地缘政治规律的超越。在地缘政治学研究中,这一地缘政治基本规律的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究。2.区域化维度:地缘政治结构的重组区域化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五大洲相继出现一系列以空间联系为纽带、以一体化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区域化也对地缘政治规律产生影响,但它最主要的地缘政治效能是对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在地缘政治研究中,以结构分析为特征的结构主义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成为主流。以结构主义方法来考察当前的地缘政治,可以发现在区域化作用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地缘政治结构产生了新的特征与属性。这种地缘政治结构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缘政治二元结构向复杂系统的演进。传统理论视域中的地缘政治结构是一种简单的二元结构,如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划分等。区域化改变了这一形态,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原本二元对立的陆权体系与海权体系出现融合的趋向,使地区结构成为多层次、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如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所揭示的,区域化造就了国际体系、区域、国家和地方四种政治社会空间并存的区域重叠结构。在区域化进程中,国家被限定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区域之中,而“区域内的地缘政治亦演变成了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复合体系”。〔9〕区域化使得社会空间的结构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二是地缘政治新板块的形成与发展。区域化时代国家行为体的一体化进程使原有的地缘板块发生变化,旧有的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开始整合成为新的整体的地缘板块。区域化进程中“破碎地带”的整合带动了边缘地带的崛起,如欧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在美国海权势力与苏联陆权势力的夹缝之中生存,而是以欧盟的形式成为统一而强大的空间主体。区域化进程中的全球性与区域性地缘政治结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3.多极化维度: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反映着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地理空间中的力量对比态势。冷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单极主导的特征,美国在软、硬实力及对地缘空间的掌控上较他国均具绝对优势。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之下,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南北差距与贫富鸿沟凸显。构建更为平等与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多数国家的诉求。在单极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下,一种多极化趋势已逐渐开始酝酿和发展。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正如权力转移理论所揭示的,国家的内在发展将导致国家的权力增长和国际权力再分配。在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多极化趋势成为历史的必然。如巴西学者塞尔索?阿莫林所指出的,后冷战时代,西欧、日本、中国等对世界经济生产、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参与明显增加,这种经济上的重新定位必将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终将导致对地缘政治范畴新的权力分配模式的构建,以在权力分配方面实现更大的平衡。多极化趋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金砖四国”到“新钻十一国”,一批新兴国家正以较快的增长速度从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这些新兴国家正以其综合国力、发展潜力和大国抱负对国际体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推动着国际关系行为体力量对比态势的渐进演变,对单极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冲击和制约。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在逐渐改变西方国家数世纪以来在地缘政治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多极化趋势之下地缘政治格局的具体调整与变化,是又一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4.信息化维度:地缘政治空间的重构信息技术是新科技革命主要领域之一,当前持续深入发展的信息化进程,不仅改变着国际政治的权力体系与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还重塑着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基本活动场域的地缘空间。地缘空间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变量之一。空间是一种双重属性的存在:一方面,它是独立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物理空间,是客观的、恒定的;另一方面,它是作为社会实践产物和技术限定结果的社会空间。特定历史阶段的空间特性深受同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新科技革命进程中信息化的推进,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在传统地缘空间之外构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信息空间。信息空间是一种没有固定地缘和实体空间位置的“虚拟空间”,其产生改变了空间连接的水平与形式,使传统的地理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米切尔所指出的,网络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贡献将空间的尺度无限缩小,无论身处地球何处,只要有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支持,彼此将成为空间上的零距离。〔11〕信息化与全球化交织作用,使全球地缘政治空间被改造成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信息空间复合构成的“五维空间”。〔12〕信息化对地缘空间的重构,拓展了传统地缘政治的外延,造就了新的地缘政治平台,甚至使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地缘安全战略也发生相应调整。如美国已将网络空间安全威胁视为当前美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领域中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挑战之一”,提出“加强空中、海上、交通、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安全”的战略目标。信息化时代地缘政治新变化的产生,使得当前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相关考察成为必要。

三、地缘政治学理论创新的中国化

地缘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学科分支,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它深受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先在观念乃至政治立场等诸多主观性因素的影响。现有的地缘政治理论,多系适应研究者各自国家政策实践的现实需要而产生,依托各国固有思想和学术传统而形成,有着鲜明的国别分野和浓郁的国家特色。21世纪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研究,不应脱离中国的战略需要,而应适应本国的外交实践,依托本国的思想资源,有意识地推进地缘政治理论创新的中国化。1.地缘政治传统理论的国别分野解读地缘政治学最早兴起于德国。德国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从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到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都有着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和对外扩张的理念诉求,分别为威廉二世时代和希特勒时代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这些学说分别反映着德国统一之后争夺殖民地的现实需要或一战后的复仇心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国家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思想渗透。二战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更多地关注地缘空间与国际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如斯皮克曼等学者的理论)或地缘政治的空间结构(如科恩等学者的理论),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美国地缘政治学的这种理论特征,一方面反映着美国崛起历程中和成为霸权国之后的实际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深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传统和二战后科学主义思潮特别是结构主义理念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也多具本国特色。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特别是以俄国地缘政治学派创始人萨维茨基为代表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将俄罗斯界定为一个与欧洲和亚洲鼎足而立的特殊地理世界,〔14〕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其本国对外战略与政策,反映了俄罗斯自身的地缘特性和战略需要,也彰显了俄罗斯传统的特殊论思想的影响。法国的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则更多的表现出其特有的“维达尔传统”,强调地理研究的整体性,彰显“联合”的观念,深具人文主义色彩。〔15〕这种理论特性反映了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人本主义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2.地缘政治创新研究的中国特色建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不仅要反应历时态层面的时代特征,还应具备共时态层面的国家特色。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在开拓学科新视野的同时,应立足本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具体而言,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中国视角为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地缘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动向。处于“过渡性权力增长期”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全球范围特别是亚太区域带动着权力分配的变化,改变着全球与区域层次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权力增长及其带来的权力转移,加剧了美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中国威胁论”难以消解。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加速东移,其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内部也出现转型趋势。如何诠释中国崛起进程中面临的新的地缘环境,如何在新的环境中维护和实现中国的现实利益,需要地缘政治学的考察和分析———不仅需要具有直接政策实践效能的对策研究,还需要宏观的、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思考与创新。二是积极借鉴和依托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资源。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注重权力、利益与竞争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更为注重和谐、秩序与和平。中国自古推崇一种被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称为“孔孟范式”的战略文化,在这种战略文化之下,非暴力、妥协的战略选择是优先于暴力的防御或者进攻的。同时,中国没有西方的“二元论”思想传统,这有利于超越西方地缘政治学二元论基础上的对抗性思维,彰显地缘政治的联合性逻辑,构建和谐与合作的地缘政治新秩序。在地缘政治学理论创新研究中,以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为规范性诉求来塑造地缘政治研究的中国话语,扬弃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文化,以和谐世界为价值取向,探索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行战略以及全球和区域地缘政治体系和平转型的现实路径。3.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战略思维革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创新研究,不应成为空洞的思维游戏,而须与本国战略实践相结合。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为思想基底的地缘战略,在战略思维层面存在两个显着特性:二元论思维和对抗性思维。在理论创新的引领下,中国地缘战略选择不应再囿于传统地缘政治观,战略思维层面的革新成为必要。具体而言,中国地缘战略思维的革新须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超越海陆二分的二元论战略思维,重视地缘空间的多维性。传统地缘战略思想通常以一种二元论思维单方面强调海权或陆权的战略目标。但随着地缘政治现实的发展,地缘空间形态早已超出海陆二元格局。现时代的地缘空间,一方面作为自然范畴中的物理空间,包含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信息空间等多个维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产物”的社会空间,〔18〕包含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等多个维度。当前中国的地缘战略,须全面覆盖陆、海、空、天、网五维空间,统筹规划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诸领域的战略安排。特别是应顺应信息化潮流,重视新兴的信息空间,将信息安全的维护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中国自身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二是超越零和博弈的对抗性战略思维,重视地缘空间的非排他性。传统地缘战略思想通常强调地缘空间的排他性,在空间互动中坚持零和博弈的单一逻辑。但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正在逐渐增强地缘空间的公共性,消解地缘空间的排他性。现时代的地缘政治,呈现冲突性与联合性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地缘战略,须以保障国家和平发展为核心目标,加强多维空间内各领域的双边及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与区域范围的共同治理,实现同其他空间主体的互利共赢。特别是应顺应区域化潮流,积极推进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区域整合。“通过支持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地区大国可以增加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杠杆”,并可实现同周边国家增信释疑、建构认同的现实效应,进而可为本国和平发展营造较为有利的地缘环境。

结语

地缘政治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静态系统,当前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与信息化等多维度的现实变化使全球地缘政治体系处于持续的嬗变进程之中。地缘政治的系统结构与运行规律,乃至地缘空间本身,都业已发生且仍在发生深刻变革。忽视地缘政治现实的新动向,已使地缘政治学研究陷入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学术困境。现时代的地缘政治学,需要对多维变动之中的地缘环境展开深入考察,需要对深刻变化之中的地缘规律进行有效诠释。地缘政治学理论不能成为僵化的教条,而应成为随着地缘政治现实变化不断发展演进的动态的科学理论。与国际政治学的其他分支领域相比,地缘政治学更加侧重于具有政策实践意义的对策研究,而对学科自身发展更具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建构却相对落后。国内地缘政治学研究中重现实轻理论的现象尤为明显,为数不多的理论研究,也多以学说史研究为主。理论创新的缺失正日渐削弱地缘政治学对当代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学科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开拓,已成为地缘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需要。21世纪的地缘政治学,不应再一味重复麦金德、马汉等前人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前的言说,而须积极展开理论创新研究,探索地缘政治现实的新动向,构建地缘政治理论的新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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