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影视事业从起步到发展，经历了60多年的探索和创新，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题材、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以下就是由小编为您提供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的文化阐释。

进入新世纪，中国影视发展更加迅猛，以电影产量第三和电视剧产量第一的骄人业绩，[1]跨入了世界影视强国的行列。中国当代影视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当代文学鼎助其发展功不可没。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腐蚀》(故事片)、鲁迅小说改编的《祝福》(戏曲片)开始梳理，到现在的贺岁片、商业大片、艺术片和电视剧，不难见出一条清晰的文学与影视相互作用的轨迹。

一、宣传与教化（1949~1966）：影视借助文学推动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是建立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的 “工农兵方向”和革命的政治内容为主体的评判标准之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突出阶级斗争，并对全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借助文学的影响力，很快掀起了一股改编热潮，出现了电影《腐蚀》(茅盾)、《我这一辈子》(老舍)、《关连长》(朱定)等作品。

1956年，夏衍连续改编了《祝福》(鲁迅)、《林家铺子》(茅盾)、《革命家庭》(陶承)、《憩园》(巴金)和《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杨益言)，赢得了“改编大师”的美誉。一时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当代电影输送了大量题材，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电影的产生。夏衍作为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直接参与并作出“样板”，具有方向性意义，并形成了以“忠实原着”为核心的改编理论。但是，“忠实”并不意味着照搬，而是要在符合社会主流意识方面进行加工、改造。如为《祝福》中的祥林嫂加入了“砍门槛”、对《红岩》正面形象进行刻意拔高和反面人物进行刻意的丑化，等等。

1966年“文革” 爆发，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切、否定一切”的价值观，在“阶级斗争”主题、“三突出”原则和“样板化”要求下，只有“样板戏电影”大行其道。“八大样板戏”采用了舞台剧的方式被拍成电影，以适应全国人民参与演出的需要。按照“样板戏”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电影改编也有突出的表现。如《艳阳天》(浩然)、《金光大道(上)》(浩然)、《沸腾的群山》(李云德)等电影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文革”色彩，突出政治意识、夸大阶级对立、扭曲英雄形象，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极“左”观念推向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