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其时的政府，已不能消除这一危机，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试论吴宓伦理思想略论。

其时的精神文化，也不能回答社会人生提出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鉴于国内新文化派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全盘否定和欧战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吴亦及学衡诸公认为欲救亡图存、经世济民，不仅要改变中国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更要重建一种新的精神文化，他们将个人的道德修养、精神世界的重建与社会政治结合起来，以实现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的统一。吴穿‘更痛感欲融会西方文化，以浚发国人的情思，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他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会通，以对人的关怀为其伦理思想的主题，欲重塑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以人格而升国格”，从而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重建民族的自尊”。吴毖的伦理思想，既不同于“中体西用”说，又不同于复古派;其伦理思想的构建，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要资源，又得益于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和柏拉图哲学思想，从而使其伦理思想带有浓郁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有了我们可以把握的基本脉络。

针对新文化派“全盘西化”的主张，吴毖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道德，“不特一人一家之连命，即一国之盛衰，一族之兴亡，世界文不匕之进退，靡不以道德之升降，大多数人人格之高低，为之枢机”，新文化派仅引进现代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徒劳无益，欲救世救国，就必须解决人的问题，而人的根本在其精神与道德。因此，吴毖首先提出在当下社会重塑理想人格的道德要求。他认为，欲塑造理想人格，就必先改善人性。吴毖指出，无论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还是西方占典主义皆主张“人性二元”，而主张“人性一元”论者皆属一偏，其结果就是抹杀个人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否认个人道德修养的必要与可能。他说，“人与宇宙，皆为二元”，“凡人不信人或宇宙为二元者，其立说必一偏而有弊。”由此，吴毖提出“人性二元”论，并把它作为其伦理思想立论之基础。他指出“人性既非纯善，又非纯恶，而兼具二者，故人性有善有恶，亦善亦恶，可善可恶”，因而也就指明了人性皆有向善、向恶之可能。人之心性分为两个部分，即理与欲，它们经常互相争持，无时无息，因此，应以理制欲来决定从善从恶。如果欲望合乎正道，则任欲而行;反之，则制欲而止。因为“人必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也”，而社会的道德规范皆为“人生利便而设，有益而无害且为不可须臾离者”，若不遵循这些规范，则“使凡人皆纵情任性行事，无所忌惮，则社会乱，生原苦，文明亡而人道息矣，”所以个人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在趋善还是趋恶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皆“于其所行事自负道德责任”，“善则我之功，恶则我之罪”，惟有改良人心，提倡道德，才能使人守礼法，乐德义，卓然自别禽兽，让人性中高尚的部分得到培养、发达，造就理想人格，以图挽救国家进而重建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