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毛泽东对特权阶层的反对包含对极端平等的诉求，这是其一直以来的革命理想。毛泽东认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他非常反对工资等级制，并曾经主张恢复供给制，“多少年我们都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8]毛泽东不仅反对中共干部享有特权，也反对干部子弟家属享有特殊待遇。1952年，当接到北京市委报告说干部子弟学校中因家长职务而分三六九等时，他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9]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对特权阶层，其根本依归是要达到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

其次，对于一些中共干部在执政条件下可能腐化堕落为特权阶层从而导致社会变质的可能，毛泽东始终抱有很高的警惕性。因此当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他认为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10]对苏联局势的判断显然影响到了国内的政局，为了彻底消灭特权阶层，根除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毛泽东又发动了“文革”，其后始终把反对特权、追求平等作为革命的理想和追求，并把特权阶层的出现和社会变质联系了起来，因此采取了极端措施抑制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当“文革”结束、改革即将启动的时候，中国党政机关的人数仅为431万人[11]，而且生活待遇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区别。诚然，毛泽东所采取的手段使发展失去了动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但从结果上来看，抑制特权阶层的努力为之后改革的启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中国传统计划体制中“条条”和“块块”的有机结合，成为改革成功启动的体制原因

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这两次改革，到“文革”结束前，已经形成了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成为了之后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首先，以“块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启动得益于农村改革的成功和非国有部门经济的发展壮大。在以“块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建立非国有企业的动力和权力。这种体制环境直接促成了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通过这种计划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启动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

其次，中国在改革前形成的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以“块块”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适于采用局部改革和改革实验的方式。第一，由于之前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瓦解以及鼓励地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的建设，中国经济出现了分割化的趋势，地方经济之间有很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局部改革和改革实验的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到全国。第二，在以“块块”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中，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弱，因此，这种独特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制度变迁有更多的适应性，会因地区的不同产生更加灵活的政策选择。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中国政府可以放手让地方政府搞改革特区而不会影响整个经济形势，也可以根据局部改革的不同情况灵活调整政策实现改革的顺利启动。这是中国改革成功启动的重要条件。

再次，由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客观上使计划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非计划经济的因素。“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12]大量非计划经济因素的存在，为之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初始条件。一方面，改革初期非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使改革带来重大实惠，这提高了广大人民对于改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非国营经济的发展也给国营企业带来了压力，迫使其改变行为方式，从而促进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四、毛泽东对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重视，为之后农村改革的成功启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代中国的改革最先在农村启动并获得了成功，这与改革之前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集中力量建设好农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农村社办工业。这些在后来都程度不同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