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等级制度。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都是其传统政治文明中最为显见的特征。人治的实现及其“合法性”的获得主要是归功于礼治的实践。如前所述,儒家的“礼”是分尊卑贵贱的。“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非相》)“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荀子?富国》)这一特点,首先在家族存在范式中得以显现。一个大的家族同时是一个社会实体,在那里,男性普遍优越于女性,长辈普遍优越于晚辈。“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仅是家中的伦常,而且衍化在古代的伦理法中。其中,在古代中国,国无非是家的放大,无非是一个上有“国父”皇帝,下有万千子民的“家”,因此,家族身份等级可以被推衍至社会身份等级。社会等级又表现在君臣之间即“君为臣纲”,也表现在官民之间即“官优于民”。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权利的弱化和国家权力的强化,因而,在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中,便形成了以所掌握的权力大小为衡量标准的“官阶制”,官阶越高,地位越高,“官大一级压死人”。

二、市民社会政治文明

资产阶级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它挥舞着“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把市民社会从传统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消灭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同一”异化状态,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获得了“并列存在”,并把被古代社会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也即把市民社会由手段还原为政治国家的目的。从而粉碎了传统社会束缚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精神的羁绊,获得了独立的、利己主义的市民活动。这样,就使个性获得了空前解放,“公民”也随之被宣布为社会成员的独立主体资格,享有人权和公民权,人的尊严和价值获得了普遍意义的肯定。这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加速了人从社会关系解放出来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曙光。西方资产阶级以文艺复兴为先导,举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大旗同封建专制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按照洛克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和密尔的“代议制理论”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实现了对传统臣民社会政治文明3个方面的超越。

其一,权利本位对义务本位的超越。在身份社会时代,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明确制度分野,社会的即国家的,其中中国古代的“家一国”同构则是国家社会不分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被认为来自暴力,而义务作为权力的一种反向观照,自然被当作本位。至于权利,倒成了权力的一种“恩赐”,可有可无。在现代社会,首先,人认识到自己是人,是种有独立价值的存在;其次,人们也将他人作为这种主体人来认识并尊重其主体性。这样,人民的普遍权利在其中被深刻发现并要求支配一切。更进一步言之,社会(权利)不应再是国家(权力)的附属,而是异于国家(权力)的独立存在,它本身便是无可争议的目的;国家(权力)必须在充分的、健全的、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社会(权利)基础之上才有存在的价值,换言之,国家(权力)只能被认为源于人民的普遍权利并为之服务(保障权利,限制暴力)才有价值,否则,国家(权力)的存在便失去了根据或曰正当性。

其二,独立人格对依附人格的超越。权利的基本主体是自然人,法人的权利最终可以分解为个人的权利,所以,权利本位观念的基石是个人法律人格的自主。独立人格的观念从两方面促成政治文明的建立:一是,个人自主人格独立观念的普及,能促使国家尊重个人人格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利体系,只有国家把个人当作与自己平等的法律人格对待时,国家才可能与个人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二是,促使个人采取积极的行动护卫制度的价值,促进个人自觉遵守制度精神的养成。如果不存在自主的个人,那么人只是国家统治的对象,或最多是国家“实行民主”的对象,而制度也就只能作为单纯的强制而存在,从而处于同个人的对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