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本与写作

文本理论的提出还同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有关，那就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高度重视的写作问题。罗兰·巴特说：“我并不把文学理解为一组或一套作品，甚至也不把它理解为交往或教学的一个部分;而是理解为有关一种实践的踪迹的复杂字形记录：即写作的实践。”[21]德里达则强调

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保证一部文本本质上的文学性。不存在确实的文学本质或实在。如果你着手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要素，你将永远不会找到文学自身，只有一些它所分享或借用的特性，这些是你在其他文本中也能找到的，无论它是语言，意义抑或所指(“主观”的或“客观的”)问题。[22]

所以，不存在本质上的文学性，只有绝对的写作实践，写作只是一种能指的踪迹。文本就是语言的可能性的一种开放状态，无论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阅读，都是写作。克里斯特瓦也认为，文学问题已经转化成为写作问题。她认为，新型的文学研究要面对的不再是结构主义的文学性问题，而是新的特殊主题，它需要靠超语言学、生物学、不可预测的社会交际、不确定的符码等等来发现语言的规律，这些因素并不能依靠有限的逻辑演绎和理性判断，而仅仅是言语主题自身的规律。“这一特殊主题——既不是沉思，也不是索绪尔的语言，而是文本，它或者破碎或者连贯，通过一种无法预知的必要性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一“主题”正好就是巴特在文学中要寻找的对象，它就是写作。”[23]

所以，在这里克里斯特瓦将“文本”同“写作”结合起来，文本就是写作。每一个文本都镶嵌在文本交汇的意义之网中，文本的写作就是对语言的潜能的释放。对她而言，这种新的写作观念是伴随着莫里斯·布朗肖、马拉美、卡夫卡、普鲁斯特等现代作家的写作而出现的，这种写作放弃了对迷宫般的绝对精神的思辨以及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它综合了虚构的、政治性的、新闻体的话语(也即是罗兰·巴特在《零度写作》中所倡导的“新闻体”的“零度写作”)，还有新小说派以及“泰凯尔”派，同时还有社会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和结构主义以及文学先锋派的理论，因而呈现出一种杂糅状态，归纳起来，其特点有三：

1、写作的物质性(语言之内的客观实践)坚持直面语言科学(语言学、逻辑学、符号学)，但是也坚持同它们保持差异性关系;

2、沉浸于历史的特性，使其考虑到了社会和历史环境;

3、对性的过度考虑，使其走向精神分析，并由此通向肉体、身体和实体的“秩序”。[24]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第一点表明，文本论的提出，并不等于后结构主义者完全反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而是承认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任意性原则，承认语言结构的独立性，所以，在对写作的理解上，并不拒绝语言科学，反而认为写作是语言之内的一种客观实践。他们反对的是像结构主义文学理论那样，将文学作品、作家的写作甚至读者的阅读都消融到单一的语言结构之中。比如罗兰·巴特就认为，对文本的评估既不可能出自科学，也不可能出自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拒绝评估，而意识形态的所谓道德、审美、政治等价值不过是一种再现价值，而非生产的、创造性的价值。所以，对文本的评估只能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这一实践就是写作。[25]其次，这种理解在承认语言独立性的前提下，又同语言学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使写作和文本向社会、历史敞开，进而使写作这种语言实践具有一种无限的开放性。复次，写作的肉身性是对罗兰·巴特的写作理论的回应，因为他将文本的写作视为一种类似于快感的体验。当然，它也有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影子。文本类似于一种语言的狂欢，是一种颠覆等级和秩序的语言，它也恢复了写作的肉身性。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克里斯特瓦后来走向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萌芽。

但是这里克里斯特瓦的分析忽略了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其本质上的对话性。既然文本和写作具有同一性，那么，文本的对话性也就决定了写作的对话性，作家的写作不仅是与从前的文本对话，还在同自我对话，同潜在的读者对话，因此也就具有一种开放性特征。这种对话和开放面向的不是历史和社会，而是其他文本。

对于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这种写作观念，伊格尔顿道出了其实质：“写作概念的出现是对纯结构思想的一种挑战：因为一个结构总是设想一个中心、一个固定的原则、一种思想的等级和一个牢固的基础，而正是这些想法被写作中的无限差异和变化抛进了怀疑的境地。”[26]于是我们终于能够理解在罗兰·巴特和德里达那里，为什么写作会是语言的游戏并能带来文本的快乐，因为文本和写作已经成为对任何中心和本源的有力的颠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