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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唐代古文运动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2016-07-29

这是一篇唐代古文运动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唐代古文运动,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我国古代的散文,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两汉的史传文和政论文,都取得了高度成就。虽然它们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作为古代早期的散文,概括起来,又有以下两方面的共同特点:

一是置内容于首要地位,无论记事、写人、议论,都是有所为而发的,形式为表达内容服务;

二是书面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朴实自然,不尚藻饰,写在文章中,便是明白通晓的散行文字,所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是其基本要求。所以韩愈说:“唯古于辞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还以《孟子》的成书为例,指出:“夫所谓著书者,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当时著书撰文,无非是记录口头所要说的话而已。古代早期的散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是,在文学发展史上,各种文体之间,往往会彼此影响。汉代兴起的辞赋,由骚体诗的散文化演变而来,同时,它又促使散文向着辞赋化的方向发展。辞赋实际上是一种带韵的散文,它的句式整齐,多用对偶排比,语言铺张藻丽,夸奇炫博,这些都给传统散文以很大的影响。汉代的散文家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同时又是辞赋家,因而他们的散文作品也就往往带有辞赋习气,比较注意语言形式的整饬对偶。特别是东汉以后,这种趋势不断有所加强,语言的形式技巧越来越被放到重要的地位,早期的散体文终于逐渐为所谓骈体文所取代了。

骈体文发源于汉魏,盛行于南北朝。当时称作“今体”或“俪辞”,自唐代柳宗元以后,才开始叫做骈文、骈体文或骈偶文、骈俪文,其中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者也称四六文。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堆砌词藻、典故,注意音韵、对偶,句式多以四字、六字成双作对,犹如二马并驾,“骈文”即由此得名。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若夫句笔无常,而字有条(一作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这正是骈文句式上的特点。

应当承认,骈文的出现,充分运用了方块汉字的艺术功能,丰富了古代散文的表现技巧,并非全无积极意义可言。骈文中的一些优秀篇章,也有着比较充实的内容,不应一概否定。但是,就骈文的主导方面来说,却大都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盖其空虚贫乏的内容,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语言严重脱离口语,有的甚至变成了文字游戏,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自南北朝至唐代,这种形式主义文风流行了好几百年,以致中断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造成了散文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唐代古文运动的酝酿过程。唐代古文运动虽然至韩愈、柳宗元始获成功,但在韩、柳之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骈文作为文章体裁的一种,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它扩及一切文字领域,便造成很大不便和一些弊端,因为它并不是能够适应一切文字场合的。因此陆续有一些人起来反对。

随着骈文的形式主义弊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也不断有人出来加以反对。早在西魏文帝时,大臣苏绰就曾模仿《尚书》的诰命体制写过一篇替皇帝祭庙用的《大诰》,图以商、周的古奥文体取代骈体,但并未奏效。隋文帝时,曾下诏规定“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弃绝华绮”,还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当时的李谔上书隋文帝,对齐、梁以来“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浮靡文风作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还未从根本上反对骈文的形式,因而也未能止住骈文发展的势头。到了唐代,骈文依然盛行不衰。唐初魏征曾称梁以后的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

“四杰”中的王勃、杨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曾指出当时的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称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复古”革新的主张,他的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作篇序》在理论上对古文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论事书疏文章“疏朴近古”,盛唐萧颖士自称“凡所拟议,必希古文”。在创作实践上,陈子昂也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高度评价他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随着越来越高地反对浮靡文风的呼声,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势在必行了。

然而积重难返。尽管浮靡文风一次次地受到冲击,尽管当时用散体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一大批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但直到中唐时期,骈文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势力,顽固地占据着地盘。柳宗元曾描绘当时骈文四六为人所赞赏的情形道:“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奔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 由反对浮华轻艳的文风到明确唾弃骈体。虽势单力薄,缺乏成功的创作实践,不能动俗,却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才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自述他写作古文为人所不容的情况道:“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记述了韩愈与“流俗”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遭遇:“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但经过这样激烈的交锋,形势终于出现了变化。韩愈的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极其简要地概括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及结果:“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在韩、柳及其门人、追随者顽强斗争和不懈努力下,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和声势,终于在与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为了同长期盛行的骈文相对抗,韩、柳搬出了骈文兴起以前的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作为武器。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主张取道应本之五经,为文应参以孟、荀、庄、老诸子和《榖梁传》、《国语》、《史记》等著作,实际上就是要求继承古代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借“复古”以行革新。称散文为“古文”,称这场革新为“古文运动”,正是打这里来的。

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革新,它的目标,包括“道”和“文”两个方面。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第一点是文以载道。他提倡古文紧紧围绕复兴儒道,提出儒家的道统说,以继道统自居。他的提倡儒道既有严格维护封建等级压迫制度的一面,也有针对现实,解决现实矛盾的一面,如以大一统反对藩镇割据,以儒道排斥佛、道二教,解决二教的扩张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等。因此他的古文理论首先是解决文与道的关系,文章与政治、世教的关系。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第二点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这为他的古文理论增添了活力,开拓了古文反映现实的领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性。第三点提出作家的修养和文气说。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的根底,认为有养才能有“气”,有“气”才能恰当的运用语言。这是他的古文创作论,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四点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他举的旗帜是复先秦两汉散文之古,实质上是继承先秦两汉传统,吸收当代文法语言,创造出一种较通俗的富有表现力的中古散文。他的这种散文主张为中古文即唐宋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他主张“文者以明道”这与韩愈的文以载道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二人所言的“道”的具体内容并不全同。柳宗元由于思想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政治上属于革新派,他所称的“道”也含有更为进步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观上,柳宗元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历史客观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势”,而不决定于“圣之意”。即发展的根源在客观现实中,而不是在圣杰的头脑里。在社会的治乱观上,他认为社会安危在人而不在天,“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帝王的保持帝位,并非有什么天意,而在于人心的向背。所以他的“道”更强调济世拯溺,也就是解除人民疾苦,使社会安宁的意义。所以他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己矣”。要便道及物,即作用于社会与人民。他还明确提出“以生人为己任”。“生人”即“ 生民”指百姓。其次,与“文者以明道”相关,柳宗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必须“有益于世”,反对那种只“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的无益之文。第三,在以内容为基础的前提下,重视艺术性。认为“言之不文则泥”,就是不能流行。又说言辞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不足以耸动时人视听,使后学景仰,而达到“立言不朽",也是君子所不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认识到“道”是通过“文”表达出来的,“文”是用来表达“道”的,这就涉及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对散文写作来说,也就是要求思想内容充实,言之有物,语言文辞自然并富有表现力,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不仅要从思想内容上扭转长期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而且要从语言形式上扭转越来越脱离口语的骈偶倾向。韩、柳等人都写了许多内容比较实在、语言比较接近口语的散文作品,实践了他们的理论主张。

韩愈、柳宗元在贞元、元和年间倡导古文,逐渐形成一支有相当势力的队伍,又有系统的明确的古文理论和成功的古文创作实践,遂打破了骈文的统治局面,使古文复兴于文坛。

韩愈的散文创作。他的文章众体兼备,每种体裁中都有佳篇。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大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勇于提出一些大胆的见解,理直气壮。一般说来,文章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具有逻辑说理的力量。突出的如《原道》、《师说》等。这一类中还包括—种小品式的论说文,短小精悍,意趣横生,严肃的道理而出以巧言妙构。如《获麟解》、《杂说》等。它们本质上属于论说,就其文章表现形式说,也可以另立一类,即小品杂文。第二类是叙事文。这类文章继承了《史记》等记事的优良传统,善于选材,工于描写,能刻画出人物形象,还往往融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增强思想性和感人力量。突出的如《张中丞传后叙》。第三类是抒情文。这类文章往往善以琐事叙情,文笔朴实而楚楚动人。突出的如《祭十二郎文》。第四类是应用文,即书信赠序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写得很活,不拘一格,就人就事生发,表现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态度。如《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应科目时与人书》等。第五类出以谐谑的杂文。这类文章是继承东方朔《答客难》等恢谐幽默的文章体格,而自出机杼,以有趣的文笔发泄心中的牢骚怨怒。如《进学解》、《送穷文》、《毛颓传》等。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的主要特点是思理细密、论证有力而笔锋犀利。《封建论》可为代表。第二类是传记文。他的传记文明显的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在传述人物的事迹,如《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制暴护民的卓异行为,《童区寄传》写少童的智勇故事。另一种是借为人物立传而发挥政理。所取的人物大都是市井与乡野的下层人民,但着眼点是这些人物的品格、技能与政理相通的部分,择其足以发挥治道之处落笔。如《梓人传》通过给指挥营造的梓人立传,发挥做宰相的原则,《种树郭橐驼传》通过为种树者立传发挥洽民的道理。第三类是寓言小品。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寓言甚多,但大都是文章中的个别组成部分。梯宗元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加以发展,单独成篇,使之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他的寓言小品都是针对社会中某种现象构想成文,寓深刻的教训或讽刺意义,形象鲜明生动而富于战斗锋芒。突出的如《三戒》、《罴说》、《蝜蝂传》等。第四类是山水游记。代表作是“永州八记”。其特点之一,是能描绘出永州山水的奇景胜境,八篇游记所写之景各有其特异之处,不相雷同。特点之二,是在景观描写中渗透进诗人的身世之慨和高尚的情操,茅坤所谓“吐胸中之气”,这使他的山水游记流注入的感情,分外增加了动人的力量。

总之,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这一次,挽转文坛、诗坛颓风的使命落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身上。由他们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浪潮,就文的方面来说,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的,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也常常连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标举学习先秦两汉而主张直接取法韩愈,如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就认为,“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着“文从字顺”的方向发展,比韩、柳的古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因而更有利于表情达意,也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将韩愈、柳宗元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作品合编为《八先生文集》,后来茅坤又继之编选了《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写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其散文成就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渊源关系。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唐代古文运动,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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