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于丹讲《论语》”是特例

在我们那么看重“文”和“言”的时候，于丹讲《论语》，讲“文”而不讲“言”，竟大行其道，一时让语文老师膛目结舌。有人说为文言文教学开了一个好头，因为这样教学，文言文的可听性绝对没有问题;也有人说为语文老师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不可能放弃“文言”而追求所谓的效果。我想于丹讲《论语》，正确地说不是在讲文言文，更不是在讲文言文教学。于丹只是一时红火，不会像《论语》本身一样经典，可以千年而不朽。有人戏称她为“超女”，我想多少包含着对她的评价。于丹讲《论语》是特例，不能归到文言文教学，我想作为语文老师还是应该有明晰的认识。我们不要因于丹讲《论语》而喜，也不要因为于丹讲《论语》而忧，文言文就是文言文，文言文教学就是教学文言文。

我们用文言文来教学，要让学生掌握通假字、实词意义、虚词用法、一词多义、古今异义、特殊句式等古汉语知识，从而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达成语文课程的教学目的。于丹讲《论语》，只是阐发己见，引发电视观众去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她的落脚点是观点而不是知识，是娱乐而不是实用。我们用文言文来教学，教材是例子。《师说》、《六国论》、《过秦论》等都是经典，学生学了这些文章，能有举一反三的功效。于丹讲《论语》是演说，所用材料是“引子”、是“由头”，是为了自己随心所欲地演绎和发挥，而真正的《论语》被异化，被“泛文化”。我们用文言文来教学，有对话场，可以多元解读，文言文教学就是教学文言文可以独立思考。一篇《赤壁赋》可以引起学生大讨论，对“主客对话”可以作不同的解读。“主客对话”是虚拟的，代表了作者思想中两个不同侧面的矛盾斗争;也可以说是实有的，“客”是道士，是杨世昌，说“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自然是最符合他的身份与性格。于丹讲《论语》是“独语”，有听众而没有对话，有独立性而没有多元性，有随意性而没有严肃性。中学里有选修《(论语)选读》，出版社编教师参考用书，或老师写《论语》方面的文章，引用的资料有朱熹《论语章句集注》，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康有为《论语注》，程树德《论语集释》，南怀瑾《论语别裁》等等，但没有于丹讲《论语》，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没有史料价值。因此，文言文只能是文言文，当文言文成了于丹讲《论语》时，已不具备文言文的本质;文言文教学只能是文言文教学，当文言文教学成了一个人演说时，就会被异化为娱乐和“泛文化”。我们的文言文教学可以多样化，但本质是不变的：这是文言文，这是文言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