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个中原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核心方面：

首先，士大夫阶层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无疑是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而士人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又可追究到他们此前在政治上积极追求的失落。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引起的“清议”运动可视为汉末至魏晋整个时代士人觉醒的开端。两汉时代，由于封建大一统集权专制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先秦时代纵横四野的士人终于变成皇权以及其代

表的政治权力的附庸， 即使能够进入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也不过是皇权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又促成了宗族的财富和儒士文化相结合，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的结合便形成了士族集团。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士族阶层的力量已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东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豪门地主的基础之上。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和士族在政治上的要求发生严重冲突，“清议”运动便是二者冲突的一个重要结果。“(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亦随之而日益明确。”[4]随着士人的觉醒，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其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日益凸显，从“清议”运动开始，虽然士人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才的选拔影响到了政治，但士人阶层被日趋“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党锢之祸”更使得士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根本无法同皇权以及激烈角逐政治权力的宦官、外戚两大政治势力相抗衡。曹魏时代，曹魏政权的出现更是被视为是庶族势力对士族力量的胜利， 虽然曹魏政权很快被士族大家司马氏所取代，但司马氏的胜利并不代表整个士族势力的胜利。因为掌握了君权的司马家族与其他士族之间的关系旋即便变成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发生对立与冲突的仍然是皇权与士人阶层这两股势力。于是，我们看见士族的政治心态终于出现了分化: 许多士人继续维持着对政治的热衷，如何晏、山涛等人，他们这些人对政治的热衷最终使得东晋时期出现门阀政治， 士人终于在东晋时期进入到了权力的核心, 成为政治的主角。但是绝大部分士人开始对政治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并开始逐渐疏离政治，其中以与曹魏政权有关的嵇康、阮籍等人最为突出。在对政治的疏离冷漠中，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他们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建构自己的群体人格，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则超越现实功利目的的束缚, 努力以审美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一切。由此，人物品评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即由因功利目的的“唯才是举”标准转向超越功利目的审美判断的标准。

其次，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积极的追问。先秦至两汉，主导人生态度的是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生死问题的取向，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来珍惜人生，实现理想。但是，东汉末年以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已，战祸不断，狼烟四起，人的生命在这动荡的社会环境里显得极其脆弱，由此不得不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人生价值问题。魏晋时期人们的寿命都很短，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 岁。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残酷的社会现实与日趋完善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相结合，只会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痛苦。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悲情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漫，“生命无期度， 朝夕有不虞”，对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对残酷现实的极度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主导情绪。由此，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此前价值观念赋予人们的价值追求，如世俗的圣王、圣贤信仰、学问和功名等等在短暂的人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以往的这些世俗的价值追求，在大多数士人看来都是值得审判的，都将无法为继。作为生命体是人的外在价值追求的载体，生命如果都不复存在，那么，所有外在的东西便都变得毫无意义。对死亡的终极恐惧和思考，引发了人们开始思考生命本身的终极意义，更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无限眷恋。在魏晋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抓紧生活，尽情享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