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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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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0

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唐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8;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9。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0,“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11。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12,“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13。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首先,盛唐之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14,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与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特别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 ”15;陈子昂虽“体弱多疾”,却“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人乡学,慨然立志”,“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其苟容”。其所作《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更是直抒心臆,其言道:“少府叔风彩龙章,才高位下。班超远慕,每言关塞之勋;梁竦长怀,耻为州县之职。”16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17;高适 “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18。王维的《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称:“高子读书五车,运筹百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指画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欢于五侯;孙吴暗合,将建功于万里。”19
其次,唐人又有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亲历边塞,接触边塞生活。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人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人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00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所盲:“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史杜尚书暹,抚剑相合。”而唐代科举考试中,又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20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度并列,这极大地刺激士人关心边事军情。王谠《唐语林》评论道:“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此文人人幕情形描述道:“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唐代文人人幕往往可迅速升迁,故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而军幕中如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对士人踊跃赴幕,有着强烈的促进作用。如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21;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22;始入幕府后终为节度史的高适也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由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23岑参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24之语。在此风气之下,唐代很多著名诗人都曾亲赴边塞,人幕参战,谋划军机。
第三,唐代军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学,喜延揽文学之士,从而为边塞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以郭震、张说为例,二人皆出将人相,为文武之全才。郭震年16岁人太学,18岁擢进士第,其年判人高等。张说所撰《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记载,武则天令郭震抄录旧文,震上《古剑歌》,“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赠学士李峤、阎朝隐等”25。郭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后来却担当重要武职,曾任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他在安西经营十余年,屡建奇功,四镇安宁。郭震行状是张说所撰,说本人也是文武全才。《旧唐书·张说传》对他有如下记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成风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是一代文宗,又曾出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检校并州大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朔方军节度史。他在担当军职期间,便多有建树。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之幕主而言,岑参之幕主封长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26高适之幕主哥舒翰则“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27。幕主与文学之士相聚幕中,赋诗谈艺,文学创作环境相当好,故有人认为唐代边地军旅幕府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创作环境。
第四,唐代君王对边塞诗的特殊爱好对士风民气的导向也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唐诗的繁荣,发轫于初唐的诗歌革新,而边塞诗的兴起,则是这一革新的重要契机和显著标志。唐太宗李世民堪称这一革新的先驱,他首开风气,带头写了一系列的边塞作品,明确主张“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28,“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29。唐玄宗李隆基所作边塞诗也很可观,其《平胡》歌颂大唐军威:“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显示了盛唐气势。他的《送张说巡边》,应制唱和之臣有张说、宋璟、张九龄、徐坚、贺知章等21人。此外,另有应制送张说的诗人数十名, 应制诗总共多达70余首,可谓由玄宗一诗而引出近百篇边塞诗。可见,唐代皇帝的创作与提倡对边塞诗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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