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新闻事业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新闻报道从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报纸、电视受到受众欢迎的主要原因，下面是论新闻写作模式的改革。

新闻报道在形式上变化则比较小，特别是在写作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跟不上转轨的需要，也适应不了新时期的受众，极需来个变化。

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

打开我们的报纸，稿件似乎只需要分为两大类：表扬稿和批评稿。凡表扬某人或某事物，绝对没有半点批评;凡批评某人或某事件，绝没有一句肯定和谅解。这种绝对化的报道比比皆是。甚至一个单位三个月前受到批评时，通篇是批评和抨击;作了些改进，三个月后受到表扬，一点儿问题也不提。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成绩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是同时存在的;而我们的报道则告诉人们，事物要么是全好的，要么是全坏的，总是“合二为一”的。我们平常也讲究既报喜又报忧，但只是这个单位报喜，那个单位报忧。很少看到对同一个报道对象，既报喜又报忧。这使报道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事物总是有着或大或小的距离，使报纸在读者心目中不怎么可信(又说不清为什么不可信)。我们的不少读者批评报纸不真实、不可信、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报纸发了多少纯属于虚乌有的假新闻(那毕竟是极少的，而且总是得到揭露和纠正，因此也会得到读者的谅解)，而是那些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与事物原貌有距离的新闻报道，在读者心中积淀起不可信的因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着消极作用。

这种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极端发展于大抓阶级斗争年代。在革命年代，对敌斗争，壁垒分明，报纸只是在划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上做文章，抓住对敌人要批，对自己人要赞这两条，就得了办报之要领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消灭了敌对阶级的社会，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对敌斗争，而是经济建设，我们报道的对象主要是人民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部分、各种人物，报道的内容主要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和各项改革，其复杂性远非革命年代可比。用单纯的批评或单纯的表扬来表现一个人、一项工作或一件事物，往往显得太简单化，容易出现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而且，现代受众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受众无法与之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