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胡锦涛国家利益观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根据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从现实出发对前人的理论进行创新发展，体现了它既有的原则性和现实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表现在：
　　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坚定原则性，愿在“一国两制”方针的前提下，同台湾进行谈判，针对台独的嚣张势力，果断及时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高度灵活性。2003年，台独活动日益猖獗，存在着近期内出现分裂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导致两岸关系空前紧张。首先是陈水扁当局完成了“新宪法”立法和“公投”实践，并且制定“台独”时间表，提出要在2006年完成“制宪”，2008年施行“新宪法”。这些事实表明，“台独”活动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台当局在野党也不再坚持“反独”的政治立场。当时的国亲联盟就明确表示放弃充当“反独安全阀”的角色。国民党还声明，两岸关系是“一边一国”，“不排除台独选项”等等。即使是作为选举的语言，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台独”活动推波助澜，在岛内民众心中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使人误以为“台独”是大势所趋，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在背后煽风点火，给“台独”不同程度的支持。照此发展，“台独”活动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约力量。
　　上述情况，使得两岸关系空前紧张，也严重干扰了我国在本世纪初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战略任务。我国领导人多次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他国干涉。2004年，胡锦涛在巴西国会发表《携手共创中拉友好新局面》演讲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决心，有智慧，有能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绝不会容忍台湾独立，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2]。为了扼制，制裁“台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高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明确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其中第八条明确指出：“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3]

　　由此通过法律的方式，直接表达国家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改变了我国多年以来在对“台独”问题上的被动局面，有效及时的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系统性与针对性的统一。
　　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是一系列外交政策与策略的综合，具有全面性、系统性与针对性的特点。包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国家联盟等，既要协调美国、日本和俄罗期等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也要加强与韩国、越南、菲律宾等中小国家的关系，更加一如继往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

　　首先，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之间国家政策的系统性、一致性和继承性。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4]。但同时，他也强调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邓小平提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5]，“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回旋余地”[6]。江泽民认为：“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7]，“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和贫富，都是一律平等的，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社会生活方式，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独立自主的选择，别国无权干涉。”[8]胡锦涛则提出：“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9]
　　其次，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这四代国家领导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不同。因此，侧重点各有不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主题是革命与战争。因此，毛泽东把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提出全方位开放战略，把经济利益当作国家利益的首要核心地位，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等，牢牢把握当今时代的大趋势，指明了中国外交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定位；江泽民主政13年，把中国从一段特殊的艰难时期带向充满生机的阶段，为胡锦涛时期中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段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大国间战略对话与协调发展，成就最显著时期。2008年的全球次贷危机和中国成功举奥运会，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2010年我国首次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影响俱增。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重大理念，外交对民生也更加关注。
　　这些体现了中央四代领导在政策上的连续性，但又具有明显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