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对思想、身体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探索得最彻底的是精神分析学。她们以此为理论来考察人类的下意识、语言以及女性写作的关系。她们接受了拉康有关语言和欲望的关系的思辨，即欲望是与语言相联的，而语言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完全改变它的使用者，重新创造和组织无意识。语言象征着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但所指和能指之间存在着一个沟，即欲望，此欲望是一种快感，可治愈人们进人语言阶段时所发生的裂变。他的这些从语言出发重写弗洛伊德理论的努力启发了法国女权主义者，回到前俄狄浦斯的想象界来抗拒象征秩序对女性的压抑，这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常用的一种策略;而在语言中建构主体，则使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

二、法国女权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及她们的主要观点

1.埃莱娜·西苏与“女性写作”

埃莱娜·西苏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她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证明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为了消除这种顽固的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以实现“双性同体”为目标的女性写作理论。在西苏的理论中，写作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主体的颠覆性力量。她认为，社会变革必然是主体的变革，而语言则是控制着文化和主体思维方式的力量，要推翻父权制控制，就要从语言的批判开始。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们一直被迫保持沉默，只有写作行为才能改变这一被奴役的关系。西苏赋予女性写作以女性解散的特殊功能。

这种给妇女以历史地位、让妇女欢乐又自信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写作的创造，它不可能用现成的属于父权制文化的象征语言，但由于父权制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资依凭。出于这种原因，西苏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妇女“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写作在文本与肉体的生理愉悦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而将第二者联系起来的“描写躯体”，实际上就是回到没有被菲勒斯中心的象征秩序所污染的前俄狄浦斯的想象界。 　　西苏还指出，这种描写躯体、表现女性欲望的女性写作，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因而它是反理性的、无规范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破坏和颠覆着父权制文化。然而，这种颠覆性的语言并不是对菲勒斯语言的全盘拒绝。因为在西苏看来，妇女是双性同体，她们具有无尽的包容性又不排斥男性话语，相反，它一直在男性话语之内活动，所以它只是打乱了男性话语内的秩序。

2.露丝·伊利格瑞和“女人腔”

同许多女权主义者一样，伊利格瑞对父权制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作了尖锐的批判。她认为，没有观念的彻底改变，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不会有太大的效果的，而这一改变观念的过程必然从改变主体、改变主体的话语模式开始。其改变的主要对象就是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西方传统理论中，妇女被定义为非理性，一种需要被超越的否定性他者，一个没有阴茎的不完整的男人，同时，她也是男人可以随意变更和交换的客体。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只有一个性别的社会，女性只是男人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女性没有主体性而言，所以妇女只有保持沉默。如果女性不安于这种被想象和被思索的地位，而是按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去说话、去生活，这种主体的稳定性就会被打破，妇女的颠覆性由此而来，男性也因之拼命剥夺女性说话的权利。

女性的这一颠覆性力量，要建立在一种“女性谱系”上。所谓女性谱系，是伊瑞加雷吸收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思想提出来的主张，核心是要建立一种新型母女关系，以取代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男性中心精神分析学，以古希腊俄狄浦斯就父娶母的神话故事为依据，提出所谓男孩恋母、女孩恋父的看法，然而基本倾向还是男性、男权中心。而伊瑞加雷的“女性谱系”论则追溯到前俄狄浦斯阶段，认为那时母亲是无性别之分的，是一个具有男性创造力和母性的双性同体形象，而其女儿对双性同体—母亲是完全认同的，这才是人类起始的“女性谱系”。在这种女性谱系中，妇女之间的联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妇女不再是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