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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摘　要]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关键词]　儒家传统;思想模式;精神至上观

[分类号]I210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1999)02-0077-06

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文化选择,就总体而言,都表现出对西方各种势力的侵入与挑战的回应,这种回应是建立在民族立场上的,其动机和目标是振兴中国,这个目标是本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如果将实现这一目标看作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精英们的思考虽因时代而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是,从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即国人的思想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我们姑且将这一主张称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

我们知道,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突然弃医从文?人们常常把《(呐喊)自序》中鲁迅的一段自述作为依据。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从那一次以后就放弃了学医的理想,到了东京搞文艺运动去了。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鲁迅“从医”,还是“从文”的理由时,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鲁迅的从医选择是相当实际而有意义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面可以救治“被误的病人”,可以在战时做军医;一面可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根据上面的解释,鲁迅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放弃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一方面在战争时期,第三国的人为交战双方的一方做间谍的事是常有的,另一方面这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没有普遍意义,并不能说明什么深刻的问题。鲁迅却因此得到三点认识:一是国民的精神如果“愚弱”,体格再健壮也毫无意义;二是国民救助的唯一途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三是“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很显然,鲁迅的这三点认识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就是人的精神的重要性,而这种对人的精神的特别强调,与他所看到的那些极度悲愤和痛苦的“画面”似乎并无直接的明显的联系,这说明强调人的精神已经先在于鲁迅的思想结构之中了。

1907年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尤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在这里,鲁迅的思考是,要振兴民族大业,重建民族文化的辉煌,就“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很显然,鲁迅在将物质与灵明、个人与众数对立起来之后,赞成和主张的是“张灵明”和“任个人”。

与物质相对的“灵明”,同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中的“心”的含义十分接近,如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就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

鲁迅在这里说的“个人”和“众数”,其含义是特定的。他提出“任个性而排众数”的口号,是基于对“众治”的怀疑和对思想自由的特殊关心。他认为有了更多的国民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民族国家才有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首在立人,人立之后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

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的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于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与他早期对“众治”的怀疑和否定相关联的是,他后来仍然对政治不以为然,甚至对政治进行历史哲学的批判。譬如,在政治不断显示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推动和控制力量的中国20年代后期,他却明确指出他所推崇和从事的文艺与政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他认为文艺与“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而政治家“厌恶”文学家的根本目的是“想不准大家思想”③。鲁迅对政治的批判正是出于政治对个性精神和思想的先觉性的扼杀,也就是说,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是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他也曾鼓吹过科学,然而他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并不明显表现在科学为人们提供的生存意义,相反却突出地表现为科学对人的精神的启蒙和灵魂的救赎。他早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就曾指出,科学的意义在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④。他从科学事业转向文艺是为了国民精神的救赎,他提倡科学的目的也没有背离这一基本动机,他所倾心张扬的是能够对人的世界观,对人的精神结构发生影响的科学精神。鲁迅批判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束缚,是因为它压制了“思想自由”⑤;鲁迅将“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的主张视为“恶声”,原因也是他们对人所需要的精神价值的漠视。⑥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并没有把用现实的革命或政治手段清除社会黑暗和腐败,以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头等重要的使命,至多不过是以笔做投枪揭露社会黑暗和罪恶,而他自始至终的注意中心却是国民性的研究和解剖,是启发民智,使国民树立起“人”的自觉,如他所感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⑦,和他所主张的“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⑧。鲁迅之所以一生都着力于思想启蒙,来自于他认为人和“人为”对历史的构成和发展的主宰作用,而人格和人的行为又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或人的精神直接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虽十分复杂、一言难尽,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从本质上说,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而是建立在与他人和民众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林毓生先生曾认为,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是“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鲁迅当然在他的视野之中。“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命题,即认为“思想是政治和社会的基础”⑨,历史进步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变革和重建取决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变革,这种对思想变革优先性的深信不移,就包含着我们所说的精神至上主义的含义。⑩与我们所不同的是,林氏的目的是要寻找鲁迅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我们试图客观地再现鲁迅本来的精神世界,以及传统与鲁迅的思想意识所构成的关联。

我们提醒人们不要忽视鲁迅的思维方式上的这一特点,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展示这一特点本身,一个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一特点的历史文化根源。

学界有一种并不少见的看法,认为鲁迅的文化批判之所以那么深刻和具有超越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了属于西方20世纪这样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理论武器,认为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也是来自于西方唯意志论等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样去说明鲁迅的深刻、超前和现代当然是十分简便的,但简便的证明也常常是草率的。的确,鲁迅在思想文化上曾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海克尔的哲学,斯宾塞的文化人类学,叔本华、尼采和克尔恺郭尔的唯意志论思想等,但仅仅根据这些就能够把西方思想视为鲁迅具有新姿态的思想的文化根源,就能够把鲁迅思想结构中的精神至上主义说成是西方唯意志论等思想影响的结果吗?根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几个事实:一是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将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任何一种思想在本质上的把握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鲁迅的时代从思想史上说还是西方思想刚刚进入中国的时代,可以说鲁迅还没能拥有这些条件,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也还不能说是完全认识了西方思想的真谛。不必说鲁迅的时代还不是从本质上理解西方思想的时代,而且鲁迅接触西方思想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二是西方思想文化虽然是复杂的多样的,但西方文化的核心本质不是强调思想的思想,而是强调制度和物质的思想;不是把精神文化放在首位,而是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放在首位的文化,即我们常说的“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等,这与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观念正好相反。三是我们能够看到西方的进化论与鲁迅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与鲁迅的“立人”观念之间的关联,但鲁迅思想的核心一个是同情弱者,一个是救世济民精神,这与达尔文主义的强者哲学,与西方唯意志论的极端唯我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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