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阅读到一部文学评论集《文学因何而伟大》(华夏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这部著作克服了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思维不足的现状，显示出作者李建军的敏锐理论思维能力。

李建军理论思维能力的第一个层次，表现在他善于从理论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概括问题。一方面，他诉诸感性地阅读作品、研究作家，强调对作品作家要有艺术感受;另一方面，他又从自己的艺术感受出发，把它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观察、思考和概括，从而使他的评论闪耀出理论的光芒。李建军热爱和认真品读俄罗斯文学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他发现，绝大多数俄罗斯作家，不仅有足够的勇气和自由，拒绝做工具式的御用文人，而且能够自觉地与权力保持距离甚至做暴政和集权的敌人。他从多角度、多侧面探讨了这个问题，然后从理论上提出了这样的认知和判断：为了未来的光明和幸福，就必须面对一切形成的黑暗和灾难;要想回答那些“最迫切的问题”，就要有勇气站在恺撒的对立面，———站在恺撒的对立面，便意味着站在真理一边，而只有站在真理一边，一个作家才有可能进入信仰之光照耀下的文学的道路上。(《站在恺撒的对立面》)如此从理论上观察、思考、概括俄罗斯文学，使他的论文远远高出一般化的俄罗斯文学评论一头。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论文至少以千计，但时至今日尚无能够从理论上掌握读者、说服读者的谠言宏论。李建军在《文学与政治的宽门》一文中同样在理论上考察了这一问题。在李建军看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是天然的，也是正常的，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的生活领域，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而政治作为一种组织、支配和控制性的力量，无远弗届，甚至无微不至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文学既然是社会生活、人们的心灵的反映和表现，因此，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激情。作为一个优秀的现代公民，一个好作家，不仅要培养自己的政治兴趣和参与意识，而且必须跨过政治的两道门槛———一道是“宽门”，一道是“窄门”……如此从理论上观察、思考和概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评论家中是很少有人这样做过的。

李建军理论思维能力的第二个层次，表现在对文学上的病象和问题的敏锐识别和敢于大声说出的理论勇气上。无须讳言，当今文学作品中存在不少问题。一般的评论家常常视而不见，或者看到了也缺乏把它揭示出来的理论勇气。当着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众多评论家热捧的时候，李建军在《傲慢与黑暗的写作——评〈尤利西斯〉》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部混乱、晦涩、乏味的小说。”“它在修辞上的突出特点是傲慢”;“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散发着潮湿、腐臭的气息。这是一个没有光明的世界。”并以较多篇幅，从理论上阐明了他何以对《尤利西斯》有这样的看法，读来有说服力。在《文学之病与超越之路》中，他从理论上指出，“由于缺乏严肃的写作态度，由于缺乏自我超越的能力，我们时代的许多作家率尔操觚，粗制滥造，写了很多影响很大但质量低劣的失败之作。”而后，他严肃批评了《兄弟》的虚假和粗鄙，《檀香刑》的冷漠和恣睢，《秦腔》的芜杂和秽亵，《受活》的纵逸和漫衍，认为这样的作品“无不显示出当代作家在艺术上的失误和趣味上的问题。”因为他的批评，都以坚实的理论作为后盾，所以他不但敢于大声说出来，而且表示今后还将这样做：“此无他，无非是，惟有这样，自己的良心才稍觉安宁，才能感受到一点做人的尊严。”

李建军理论思维能力的第三个层次表现在他从广泛的、普遍的文学实践出发，提出新的文学命题，树立文学路标。从《文学因何而伟大》中可以看出，李建军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的文学现象，而且关注世界文学现象，由是他视野开阔，理论思维活跃，从文学实践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命题。譬如他提出“文学因何而伟大”这一尚待深入研究的命题，并作了合情合理的回答。他认为，为他人写作，而不是仅仅为自己写作;为真理写作，而不是单单为荣利写作;敢于抗邪恶，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勇于直面苦难，而不是视若无睹;充满拯救不幸者的焦虑，而不是陶醉于掉臂而游的逍遥;如此等等是文学之所以显得伟大而高贵的根本原因。从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有像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和外国文学大师“那样勇敢地生活，那样无畏地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有可能使自己时代的文学显得高贵而伟大。”(第320页-322页)正由于李建军在以上三个层次上表现了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因此《文学因何而伟大》这部评论集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显示出了超群的品质。假如现在的中国文学评论家都能像李建军那样，致力于理论思维，努力追求这样一种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