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一是指过去事实的记载;二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三是指经历，底细;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沿革，来历;五是指以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六是指历史学科。精品学习网论文网为您提供历史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学林春秋》主编张世林先生约我写一篇“我与……”的回顾文章，我答应过，但又没有写成。我反复道歉，并且已婉辞了。最近，该书第二编一校已过，主编旧话重提，要求我还是补写一篇，态度甚为恳切，我只好又勉强答应了。
主编早为我安排了题目，无非是想让我写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我想这类问题，有兴趣的同行都已了解，无烦再说什么，于是就自作主张，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实际上不是总结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汇报古史界一个“古稀”老兵近年涉足新领域进行探索的一点心得。按新的词汇说，也许这可叫做专业方面的一段“心路历程”吧!
我为什么会到拓跋史领域里来探头探脑呢?从远处说，将近四十年前，在翦伯赞先生领导下为《中国史纲要》撰写秦汉史纲要和魏晋南北朝史纲要两部分时，把过去积累的教材重新整理、查证、订补、加工，感到所写成的这八百年历史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无过于东汉和北魏。这些都是延续一二百年的重要王朝，本不应没有像样的内容可写。可是，一来是史学界对此两朝的研究成果确实较少，二来是我自己根抵浅，没能进入这两段历史的深层领域进行探索。我知道，中国通史中还有相当多的段落，相当多的方面，存在类似情况，等待史学界同人一代一代接力去填补充实。填补充实的根本办法，不能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一遍又一遍地去改编通史，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多做专题研究，逐渐积累成果。在撰写上述《纲要》时我曾萌发“人弃我取”的想法，把历代史家弃置的北魏历史(均田、士族、府兵等少数热点题目历来重视者多，不在此列)捡拾起来，作一番努力，看能不能起一点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二十多年中在这方面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80年代中期以至90年代连续的若干年中，几位随我攻读学位的学生，不约而同地把博士论文选题都定在北朝时期，前后有八名之多。他们各定一题，都有问题要与我讨论，其中好多问题我都没有现成答案，这逼着我跟他们一起读书思考。他们每篇论文都有立意、取材、定范围和题目、分层次和章节等等的多次反复和修正，甚至有时推倒重来。我如果不跟着他们转，就很难起释疑解惑的作用。这样，自己也会发现一些不在他们研究范围以内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脑子里积淀日久，想花点时间把它们弄清楚。于是从三、四年以前开始，我干脆把手头的工作计划放弃，集中气力来攻一攻北魏问题。这样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园地，一混就是几年了。
教书是我的天职，我也喜欢教书，喜欢同青年人打交道。我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并且经常从中受益。我很想多开一点专题研究性的课程，这一来是系内教学的需要，二也是为了逼着自己多研究一些问题，出一点研究成果。我明白，自己毕竟已是午后三四点钟的“太阳”，不能没有自伤迟暮之感。秋后的蚂蚁，还不快蹦几蹦，怕难得再有机会了。80年代以后，我匆匆忙忙地开过魏晋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专题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研究、吴史导读等课程，还准备开《颜氏家训》导读课程。90年代初，一场病打断了计划，以后的工作节奏不得不作适当调整。
开专题研究课是个苦事，也是个乐事。要开出一门新课，得先准备好十个八个题目，有基本资料，基本见解，基本结论，也就是说得先有若干篇论文素材才行。课程每一讲总得多有一点新鲜之处，大体上要能自圆其说，经得起学生们听、想、问，使他们觉得有所收获。这首先是自己逼自己，苦就苦在这里。有的问题，讲过以后觉得破绽很多，或是资料过于贫乏，缺乏新意，并不成功，不免懊恼得很，干脆放弃算了(也有的问题，放弃几年之后，回头再捡起来，居然又能弄出一点名堂)。有的情况比较顺利，课堂讲过，自觉理直气壮，学生听来也兴味盎然，课下还找我讨论。这对我来说就像是通过了答辩一样，增强了信心。这种情况，只需再作一段时间的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不过真的出手，最早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一般说来是出不了“急就篇”的。这就是乐的所在。后来结集出版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多半都是这些专题研究课程的成果。《东晋门阀政治》的一部分内容，也在出版以前所开课程里讲过。那时周一良先生、祝总斌先生和我，研究领域很接近。我和祝先生希望周先生领着我们一起做研究，周先生说：“还是搞松散的联盟吧!”周先生一锤定音，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总体评估，有对考证和分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我说，三人行，都是我师。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
80年代中，我感到还有一点新题目，新思路，能开出一些新课程。自我的要求关键是追求创新。成果虽然不算多，但日子过得比较充实。不过，研究的内容通过课堂检验并发表以后，要把它拿到课堂重复去讲，就觉得味道不如以前，讲的人和听的人感觉都不会好。这就逼着自己再去作新的试探。那时真是想用这种办法找回一点过去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在早二三十年开始能有这种条件，自己有拼博精力，经过积累，也许成果会可观一些，如同师辈们学有所成都靠中年积累那样。但是岁月不饶人，到了就衰的年岁来补课，要想焚膏继晷，跑跑颠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不大可能了。也许我还可以掉转头另走一条路，如做点二手性的或其它的什么什么工作，但又觉得这毕竟不是自己志趣所在。因循几年之后，我终于跟着学生学位论文写作，一起走上了探试北朝史的路子。只是这毕竟已是步履蹒跚，缺乏创造力的时候，已是上面所提及的需要调整节奏的时候了。
铺垫一番以后，该回到“我与拓跋历史研究”这一主题上来了。研究拓跋史，谁都会有资料奇缺的苦恼，没有资料，问津的同人自然就少。积累的成果与别的段落相比自然就不丰富，要在这里抓出新题是困难的。有时读书偶有心得，觉得可以下手，但经过反复检索，往往发现某位博学的前贤已经使用过这个资料、探究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置喙的余地了。摸索了一年，我才抓住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这个题目，分析它的可疑点，确知尚无前贤有过细究者，一旦涉入，略有甜头，就追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也算不上新鲜，它无非是一个野蛮人忽然做了皇帝，采取了野蛮手段作为巩固皇统的措施，如此而已。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往史家停留于对拓跋珪的道义谴责，而不愿费时间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却执着于自己所隐约感到的一些疑问，不轻易放弃。我记起捕鱼人沿溪而行的故事，前面会不会忽然出现一片桃花林，把我带进豁然开朗的境界呢?当然涉入这一民族领域的问题，我缺乏必要的民族学素养和知识积累，眼界有限，这是我始终感到踌躇不安的。
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首先还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的缘故。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眼光，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历史毕竞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我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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