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一是指过去事实的记载;二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三是指经历，底细;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沿革，来历;五是指以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六是指历史学科。精品学习网论文网为您提供历史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16至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文字报道里，中国的历史著作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研究中国文明的汉学在19世纪初期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纪律，对汉学的兴趣最初集中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古文和文学。这是很自然的一步，因为理解一种外国文化必须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欧洲最著名的第一代汉学家主要的研究领域不是历史，但多少也做了一点历史研究。直到20世纪初，史学才成为汉学专门的分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史研究在欧洲学术和高等教育里最终确立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时，仍与汉学一般的学术纪律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中国史最主要的研究由高本汉或戴密微那样的汉学家完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联系仍保留着，高本汉和戴密微的研究跨越了汉学的很多领域，如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
不能把欧洲中国史研究的整个历史缩微成缓慢、顺利并笔直地成长为专业学术的过程。与传统汉学显著不同的是，直到20世纪中期才把由哲学思想和概念组成的历史反映论运用到中国研究上，以此指导汉学家阅读中国历史文献，用社会学思想解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上的一般特征。
很奇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尽管一直与中国联系着，并用来自中国的资料展开研究，上述概念一直很难影响欧洲的中国史研究。汉学家深入汉学领域时正值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冲击加强的时代，他们没有直接运用这些概念，却从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著作里看到了西方概念的烙印。在欧洲的中国史研究、社会思想和中国人的史学著作之间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三角关系。本文试图分析这种关系的形成、确定、及过去两个世纪里欧洲中国史研究的走向和一般过程，这比详细列出有关书目要好。这项考察将不超过20世纪中期，因为到了那时，美国和日本汉学的影响把事情弄的更错综复杂了。
18世纪的两部著作为以后几个十年里的欧洲中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一为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出版于巴黎，另一部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1777至1783年同样出版于巴黎。杜赫德还是《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编者，该书收集了1702年以来耶稣会士撰写的情报和护教报告，很有必要地把信件里分散的观察和评论编在一起。冯秉正的13卷大作是朱熹《通鉴纲目》的译本和续编。必须注意的是朱熹的著作更多地是新儒家的道德和教义手册而不是史著。如果加上1776-1814年同样在巴黎出版的《中国杂纂》，冯秉正笔下的历史可以说代表了耶稣会士时代最后的、可靠的努力。但他们还是失败了：结果完全相反。这种用文学方法观察长时期中国史的作品有违欧洲公众对世界历史的一般认识。
与此同时，当“先进”的概念成为评论人类历史决定性的标准以后，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先进概念最初并不产生于史学研究，它形成于知识分子试图从18世纪欧洲盛行的绝对论逃出来所做的必要的努力当中，后来牢固地被欧洲大地上的工业发展、科学和政治改革证实了。
上述综述依据的判断中国历史的标准并非来自历史本身而来自欧洲人接受的先进概念的理论解释。让我们引述黑格尔论述中国历史的话：“没有发展”，使人想起他在《历史哲学讲演录》里论述东方和中国历史的章节，该著作至今仍持久、广泛地影响着史学研究和认识中国的简单化倾向，其中最后一段话常见于后来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的脚注：“如果与生俱来的特权没有不同，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高的尊严，平等就没有意义，它不来自于斗争和人的精神，而来自于从未制造过差别的较低的自我意识。”
18、19世纪被先进概念浸染的欧洲思想家完全接受耶稣会士急于传达给欧洲的中国印象，即无时间限制的建立在有序而无变化的儒家伦理基础上的社会。他们仅仅改换了解释。表明社会组织是成功的那些证据现在在先进的欧洲人眼里却成为社会处于低级阶段的证据。
19世纪初期欧洲汉学第一个学术活动在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很有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由于无人有机会访问中国，故来自中国的印刷品非常少。主要依靠欧洲图书馆仅有的藏书即17、18世纪中国皇帝的赠品。这些藏书包括编年史、正史、传记和百科全书、地方志、古籍汇编和注释、法令、法规、仪典和古地图。它们只收藏在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图书馆里。
另外，早期汉学家并没遇到好的、确定的、可用于研究中国史的方法。19世纪第一个十年，欧洲史学仍处于为自己建立科学规范的阶段。这个过程包括建立新的规则和批评的标准，提倡注意第一手史料和档案资料，也强调寻找新的史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史学研究从此建立在注重研究事实的基础上，进而解释产生于当时的欧洲政治事件主要行动者手里的民族国家的起源和特点。
直到19世纪最后两个十年，欧洲汉学形成了通过文献研究中国史的一般方法，同时强调翻译基本文献，注意实际发生的事。这个时代的中国史研究仍属旧式汉学范围，即通过语言和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国文明。汉学方法在西方学术里成为惟一与中国学术相似的研究方法，倾向于促进汉学家考察中国文献，从中寻找分布在集中的和分散的所有中国事物里的杰出思想。这种只有很少人使用的、新出现的研究方法产生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局部的、零碎的。
早期中国史研究的兴趣集中于四个主要的课题。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看做17、18世纪兴趣所在的延续。这种趋势有伦敦大学学院印度中国哲学教授泰雷安·德·拉孔皮尔(Terrien de Lacouperie)关于中国文明的巴比伦起源的著名思想，毕欧(Edouard Biot)、卡洛·皮伊尼(Carlo Puini)和昂立奇·普朗什(Johann Heinrich Plath)沿着这种趋势更细致、更严格地阅读了古代文献。
中亚部落和中国边缘地带的人口是第二个重要的课题。突厥人、蒙古人、藏人、鞑靼人和女真人成为欧洲各国学者论著里的主角。亚历克西·莱奥蒂(Alexis Leont’ev)编著了16卷本《满族八旗军兴起和发展详史》，1784年出版于圣彼得堡，不久，雷慕沙(Abel-Remusat)在其影响下治蒙古史，此外还有普拉茨(J.H.Plath)的《亚洲东方史》(哥廷根，1830)、爱德华·哈泼·派克(Edward Harper Parker)研究边疆人口的很多手稿、亨利·海尔·豪沃思(Henry Heyle Howorth)的《九——十九世纪蒙古史》(4卷本，伦敦，1877)、瑞典皇家学院多桑(C.D’ohsson)的4卷本《多桑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铁木耳朝的蒙古史》，1853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第三个主题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纪尧姆·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1837年出版于巴黎的大作《中华大帝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学及资料汇编》第一句话即指出这个问题：“所有历史现象中使人印象强烈并试图理解的是要掌握整个宇宙生活和人类的一般发展，最古老、最特殊的是帝国确实无限期地存在着。”被历史悠久的中国所迷惑，欧洲汉学家确实不辞辛劳地学习、翻译了史料里各种各样的记载。19世纪50、60年代维也纳的奥古斯特·费茨梅尔(August Pfizmaier)出版了各朝代、各皇帝时期带注解的史料，成为这种努力的证明。
19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第四个引人注意的、有趣的主题即分析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一些现象并考察中国社会固有的特征。这条道路上一部先锋的著作是毕欧的《中国公共教育史和儒生之社》(巴黎，1847)，它试图在可得到的史料《玉海》和《文献通考》的基础上描述古代以来的教育机构和借以产生的社会组织。毕欧应该是19世纪欧洲最具革新精神、新观念的中国史专家，很多人追随他的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各种科学发展史的著作。
欧洲汉学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得到大收获，由传教士、外交官或供职于驻华外交机构如海关等所谓“实践型汉学家”的著作壮大了汉学。作为译者他们翻译的古典文学品种非常丰富、更具意义，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常被现实的政治需要引导，局限在更有限的范围里。这类著作有德微里亚(Gabriel Deveria)论中越关系及众多研究历史宗教的著作。以实际需要为方向的汉学得益于广泛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丰富的信息和可靠的知识给西方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支撑。注重中国当代史也是开拓性的，从前的汉学家总是轻蔑地避开这个领域。第一批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有沙尔斯·古茨拉弗(Charles Gutzlaff )、卡勒瑞(Callery)、伊范(Yvan)和特奥多尔·哈墨伯(Theodore Ha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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