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一是指过去事实的记载;二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三是指经历，底细;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沿革，来历;五是指以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六是指历史学科。精品学习网论文网为您提供历史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摘 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五十余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了“中国中心观”;二是从“中国中心观”转向了“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前者以柯文为代表，探讨的是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后者以王国斌为代表，探讨的是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事实证明，20世纪80年代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对于克服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中国中心观”并非一劳永逸，在这个意义上，王国斌90年代提出“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从今察古”与“由前思后”相并行，这样开放的比较史观更具方法论意义.必将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比较史观;中国中心观;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五十余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了“中国中心观”;二是从“中国中心观”转向了“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前者以柯文为代表，探讨了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后者以王国斌为代表，探讨了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对于前者。学术界曾就其方法论意义作过热烈的讨论，对于蕴藏于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看法也有若干剖析。从比较史观而言，“中国中心观”蕴涵的方法论意义即是要摆脱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强调从中国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进而探讨隐藏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意欲重新检讨中国史研究始终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的依附局面，这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中心观”过分注重内在的观点和对外在的观点重视不够而不断遭到批评，且其在本质上也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课题和领域具有了新的探讨空间及意义。而美国学者王国斌所著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提出的“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则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有助于学术界走出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观”在某种程度上所导致的尴尬局面，从而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标志着进入21世纪之前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转向。笔者相信，对这两次转向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扩展海峡两岸对中国史研究的视野。
一
比较史观对中国史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如既往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看出特点。要真正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总是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特点进行比较。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变化的认识，一直都是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20世纪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李文森等人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是在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了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围绕“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这三种模式展开对中国史的研究。而在中国大陆，恰如杨念群所言：“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现代化过程釆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而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1]。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美国逐渐发展起来一种与之相反的日益明显的趋势。在对上述三种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产生质疑和提出挑战的同时，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柯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并在80年代初加以理论阐述，称之为“中国中心观”。他声言，其明确目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2](P4)。“中国中心观”的锋芒，集中指向了“传统”与“近代”两极对立的理论。柯文认为，“传统”与“近代”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用它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容易导致研究的简单化。因为“传统”、“现代”之类的概念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用这种封闭式的研究模式进行历史研究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三种模式虽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各不相同，但在对待“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看法，即采用早期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概念叙说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化的历史。而“中国中心观”的取向，力主从中国内部来探求历史的真相，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垄断地位，摆脱了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从而为科学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打开了新视窗。
事实证明，自1984.年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以来的二十年间，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领域可谓大放异彩。部分学者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运用“中国中心观”，开创了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这些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柯文提出的命题，即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在美国的学者中，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对中国传统制度和社会变迁因素的分析渐呈多元并举、群论争鸣的态势，构成了诸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周锡瑞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等。在中国大陆，学者重新审视和检讨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例如，针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出现的“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观点，就是在全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进而深入中国内部探究历史基础上提出的。李伯重在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细致梳理和认真研究后指出，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打破了“中国停滞论”和“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以发展和内部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从方法论而言是正确的，但学术界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其实只是一种情结[3](P8)，这种“情结”是国人“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和“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王家范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死结”。因为“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早不再用作社会形态的指称”，“资本主义萌芽”一说在中国被灌输且随处应用。正是误人非浅[4]。王学典更认为，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是个标准地道的“假问题”，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五朵金花”的纷争产生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这些命题当时之所以有意义，“因为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追求”;而今，随着话语系统的根本转换和语境的巨大变迁，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为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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