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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深入，更重视对文明起源机制的研究。其中，文化交汇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这主要表现为三大考古文化区系的交汇。
三大区的划分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类型(秋山进午等)和考古文化特征(严文明等)的基本区别方面提出的。这三大区是，以彩陶、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原文化区;以鼎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筒形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
这三大区其实包括了中国几乎所有古文化发达地区。从已经建立的考古文化系列看，各大区发展阶段是大体同步的。简言之，都可以距今5000年为界，分为相互对应的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以形成个性为主频繁交汇的时期，或可称为“仰韶时代”(后期)(张忠培)。后一阶段则是在文化交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实现文化共同体最初形成的时期，即“龙山时代”(严文明)。
5000年前文化的频繁交汇，主要表现为中原区与东南区的东西交汇和中原区与东北区的南北交汇。这两次交汇的形式和内容各有特点，又具共同性。
东西交汇的导向，是先以仰韶文化以彩陶为主的文化因素对东南部大汶口文化等的影响为主，约从距今5500年后则以大汶口文化等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为主，后者的标志是首先在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中，逐步以东南区特征性文化因素鼎、豆、壶替代了当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尖底瓶等，成为陶器的主要组合。如从中原区与东方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看，大汶口文化在它的早期就已出现规格甚高的墓葬，中晚期时，这种分化进一步发展，并且出现了像大汶口遗址、陵阳河遗址、花厅遗址那样的中心聚落或墓地，特别是大汶口那样的超中心聚落和墓地。而仰韶文化是在其晚期时这类分化有较多显现，如华县泉护村出陶鹰鼎的女性大墓，秦安大地湾遗址“坞壁式”中心聚落和“宫殿式”大房址，而尤以豫西地区表现较为突出，如出现了郑州西山古城和大河村、王湾那样的中心聚落，表现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变革后于东方一步和邻近东南方的豫西地区先于其以西地区。显然，东南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较快较高，是东西方交汇中东对西的影响大于西对东的影响的主要原因。
南北交汇也是先以中原区后冈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对东北南部区红山文化的影响为主，约距今5500年后，出现南北两种文化的碰撞。前者的证据在于，红山文化早期出现具后冈一期文化特征的“红顶碗”，此后，红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进因素，特别是庙底沟类型的花卉纹彩陶图案，形成具南北两种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征。后者的证据是，在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的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附近，发现的一群具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中，也不时有箆点之字纹陶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出现，特别是发掘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与红山文化绘龙鳞纹图案彩陶罐在这里有共存关系，表明红山文化在它的晚期向南扩展，并在桑干河上游一带与仰韶文化相遇。苏秉琦认为，辽西地区作为五千年古国象征之一的红山文化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如果说，5000年前三大区是在发展个性为主的前提下进行频繁交汇的话，那么到了5000年后，随着这种文化交汇的进一步扩大，已使各大区具有了更多共同时代特征，进入了最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时期。一方面由于以众多城址出现为标志的古国林立，区内文化的组合与重组加速，一方面大区文化交流集中表现为以东南区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北上和包括东北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区古文化的南下，形成以西北地区为一方，以东南为另一方在中原区汇聚的主流形势，是为龙山时代出现的背景。典型地点可举出东南区环太湖地区的良渚遗址、内蒙古中南部岱海地区和中原区晋南的陶寺遗址。良渚文化具有大中心下多中心和礼仪建筑、玉礼器高度规范化两大特征，已显现出向“方国”时代过渡的种种迹象。内蒙古中南部则是被誉为“中华文化代表性化石”的三袋足器的发源地。陶寺遗址和墓地作为龙山文化的的一个超中心聚落，既有与红山文化有关的朱绘龙鳞纹盘、龙纹陶盘和外方内圆的玉璧，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初期的袋足器—鬲，又有来自东南区大汶口文化的陶礼器和良渚文化的俎刀和玉琮。尤其是陶寺墓地大型墓葬中的陶礼器组合中，具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竟达10种之多。可见，东南区与中原区的文明起源进程，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
将以上东西交汇与南北交汇作一比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这首先表现于交汇的结果，“仰韶时代”(后期)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是礼制内容。有学者认为，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以至三袋足器的最初出现，都是通神的工具，具“神器”性质。以它们作为距今5000年前后各大考古文化区出现古国和向方国过渡的标志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与特点，那就是通神及其独占权(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三大区交汇的重要共同点还在于交汇的导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区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区聚集。这在龙山时代的陶寺遗址表现尤为典型。从诸文化中心聚落特别是陶寺遗址和高等级墓葬所表现的多元文化结合体看，在文化交汇促成的文明起源过程中，还有礼器尤其是神器的传播优先，在中心聚落尤其是超中心聚落的表现的敏感性优于一般聚落，在高等级人物墓葬中的表现优于一般墓葬的共同规律。
差异主要在于交融的程度有所不同。其表现如，以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同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两者间距离要比关中同山东半岛之间的距离远好多，但从仰韶文化“玫瑰花”的传布、影响看，前者比后者要显著很多，结果也不一样，前者是融合在红山文化中，成为当地文化因素之一;后者则不然，在大汶口文化中彩陶仅是“外来品”而已。联系大汶口文化以鼎、豆、壶为代表的陶礼器的演变，在既具很强连续性的同时，又具很强的阶段性的特点，可知，在这场频繁的文化交汇中，东南区的大汶口文化主要是以自身内部动力为主跨进文明阶段的。而它对周围地区的广泛影响说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等，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曾经起过“原动力”的作用。
还要提到的是，在这场既推进跨入文明步伐又促成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交汇中，南北文化的交流形式和内容，似更具典型性。这指的是，在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结合，其后果却不是文化间的替代甚至冲突，也不是简单的复合体，更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主要表现为红山文化在大幅度吸收中原区仰韶文化以彩陶为主的先进文化因素的同时，不断创造出自身新的文化特征，如彩陶龙鳞纹。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尤其表现为中华传统的初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苏秉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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