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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年代学，或其更一般的称呼：年代学，它的确切定义是什么?1980年版《新编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年代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是一种时间尺度，一种编次年代顺序的方法。”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的定义是：“以规则的间隔或时期来测定或计算时间，并确定事件的本来年代之科学。”《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定义则为：“研究测定历史年代的原理和方法，考索历史事件的和历史文献等的年代的学科，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1]显然，第一种定义最为一般，第二种定义显示了很高的精确水平，第三种的定义域则较为窄小。而从年代学一词的来源看，原为近代拉丁语chronologia，系由希腊语词头khronos(时间)与logia(学问)组合而成，意即关于时间的学问。本文所涉及的，是第三种定义下，亦即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年代学之有关问题，故冠以“历史”二字作为限定。
2.历史年代学对于历史学来说，虽然是一门辅助学科，但其重要性并不因此而稍减。这是因为，历史是在时空的延续中发展的。任何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发生，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都离不开具体的时空关系，亦即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的制约。历史学要反映客观的历史过程，必须掌握确切的时(年代)空(地理)要素。因此，同是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历史年代学与历史地理学，也历来为中外史家所重视。我们的前人曾有“左图右史”[2]的形象说法。德国史学界则有过更为生动的比喻：“历史有两只眼睛，一只是年代学，一只是地理学。”[3]眼睛之于人体的重要，几乎人人皆知：“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用眼睛比喻这两门学科，确是再精当不过的了。
3.历史年代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历法与纪年体系。现在已经知道，我国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已采用太阳纪年、以月亮盈亏变化纪月的阴阳合历，并至迟于西周中后期已进入推步制历的阶段[4]。迄今所知的确实的纪年体系，可上溯到西周后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而干支(六十甲子)纪日体系，也可毫不间断地上溯到春秋时期。干支纪日的起源很早，现存的有关干支纪日的最早实物，是考古发掘所见的殷商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这已是与现存体系毫无差异的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的高度完善的周期性连续纪日体系。以十天干纪日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对于“尧之时，十日并出”的神话，有一种解释是：当时用于纪日的十天干形体紊乱了[5]。甲骨文的记事中，除日、月外，较少有年的记载，但这并不表示殷商时代纪年体系尚不完备，而是因为占卜记事的对象发展变化历时较短，只用日、月两个纪时单位已足以应付。从司马迁《史记》所反映的夏、商王朝世系和后来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等记载来看，纪年体系不仅在殷商之时已肯定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追溯到夏王朝之初。战国时期的孟子曾提出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论断。他对此阐述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6]这一段论述的最大特点，便是年代感极强，且言之凿凿，不像是信口开河的主观臆断。我们据此可以推断为，孟子当时尚得见若干足以说明问题的纪年资料，并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年代学知识。
4.夏、商王朝都应有自己的编年史或某种类似的记载。这从《竹书纪年》中已可略见其端倪。但编年史的真正成熟。有赖于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完善。因为编年史必须以历史年代为经，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史事。看来很奇怪的是，中国编年史的最初繁盛，是伴随着西周中央王朝的衰微而出现的。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平王东迁后，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但各诸侯国的实力已经有所发展，并得以便宜行事，这才有“晋之《乘》，楚之《桃杌》，鲁之《春秋》”等等当时著名的编年史问世。孟子对这几部著作的评价是“其文则史”，应是指它们仍沿用了中央王朝史书的体例笔法[7]。从其中唯一流传至今、相传经孔子删削修订的《春秋》的体例来看，仍不外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可见，严格地按年代、按历法时间顺序将历史事实记于册籍，正是“史”的本质属性。编年史的发达，无疑促进了历史年代学的孕育和产生。据《吕氏春秋·察传》的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段记载常被引作校勘学方面的美谈。但若子夏不熟悉编年史体例，没有丰富的年代知识，便很难迅速作出“三豕”为“己亥”之误的准确判断，因而这段记叙同样可以看作年代学方面的一个很好例证。到西汉之时，司马迁著《史记》，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十表”，更属历史年代学上的鸿篇巨制。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能够有条不紊地从共和元年逐年编次，显然得益于众多有关的编年史资料。
5.严格地按历史年代，亦即历法时间的顺序记事，说明我们的前人对时间的一维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乃至历史本身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所同样具有的一维性，都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左传》的作者曾借人物的对话，阐明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应注意“始、衷、终皆举之”的思想，并深以“三不知”为诟病[8];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尸佼，则对“宇宙”，亦即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四维时空，作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精辟定义;《周易·系辞传上》对物质运动与时空的辩证关系，甚至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哲学见解。从而表明：至迟战国时期，人们的这种自觉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历史事件的始与终，即其自身发展所固有的方向，与历法时间所指示的方向，应是一致的。这是历法时间能够成为衡量历史的客观“标尺”的原因所在。历史记叙中历法时间的紊乱、错误抑或缺失，都有可能使得所谓的历史变成非常荒谬的事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任何历史的记叙，只要一经形成，也必然会保有它所由产生的那个年代的若干信息。人们之所以花大力气对历史记叙的有关年代加以考索，并且，之所以能够透过许多表面上杂乱无章、扑朔迷离的史料，搔扒抉剔，得出若干有意义的成果——换句话说，历史年代学之所以必要，并且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据全在于此。
6.中国历史的悠久、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复杂多变，使得对历史年代问题的考察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既需要渊博的知识，又需要清醒的头脑，还要加上十分娴熟的计算技巧。从历法来看，由于岁差、观测误差及推步等方面的原因，更由于历代统治者改正朔的需要，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直到清末，先后行用的历法竟多达100余种。虽然这些历法大同小异(除太平天国的天历为纯阳历外，其余均属“居阳治阴”的阴阳合历，且自汉太初历起绝大部分行用夏正，即以寅月为岁首)，但气朔推步上的些微差异(尤其当同时并存的几个割据政权行用不同的历法时)，仍足以使得治史者在考证时大伤脑筋。再从纪年体系来看，除星岁纪年与东汉以后广为流行的干支纪年外，更为常见的是帝王纪年。而帝王纪年又有年号纪年和仅按帝王在位年序的无年号纪年之分。年号纪年的情况亦每每不同。少的如明清，基本上是一个皇帝使用一个年号;多的如唐武则天，在位21年竟使用过18个年号。不难想见，我们的前人为考辨历史年代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由此可见，以史学家陈垣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学者的贡献是空前卓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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